如正统十三年会元岳正的考卷本已被“礼部同考误置落卷”中，只因主考官“侍讲杜公宁见之”，遂擢第一。又如成化元年河南解元周冕，“凡七上礼部”会试，但最终还是名落孙山。那位大名鼎鼎书写了《项脊轩志》归有光，九岁能属文，“嘉靖十九年举乡试，八上春官不第……四十四年始成进士”。天启二年状元文震孟，“弱冠以《春秋》举于乡”，曾“十赴会试”，才最终中式。
在考生中式与否带有很大偶然性的背景下，被录考生必然会对录取他的考官感恩戴德，这也是人之常情，故明朝文人官场袭唐、宋、元以来之传统，尊其为座师或是做主，而自称为门生，这也就成为理所当然之事。
正如万历二年状元，无锡人孙继皋在给其会试座主陈蕖的信中所说：“饮水则思源，依木则思荫；一冠、一组，安所非老师赐也！”
会试主考官定额二人，洪武十八年至建文二年，曾先后命翰林院待诏、前典籍、编修、学士以及王府纪善、礼部左侍郎兼学士、太常少卿等官员担任。永乐后，则一般由翰
林春坊官或出自翰林春坊的阁臣及礼、吏二部长官兼翰林官者担任。而会试同考官，洪武十八年规定为八人，其中翰林官和在外学官各占一半，景泰五年，同考官增至十人，其中翰林春坊官和科部官各占一半。天顺四年，同考官增至十二人，其中翰林春坊官七人，成化十七年，同考官增至十四人，其中翰林春坊官九人，余为科、部官，正德六年，同考官增至十七人，其中翰林官十一人，科、部官各三人；万历四十四年，同考官增为二十人，其中翰林春坊官十二人，科、部官各四人。
总之，翰林春坊官至少占会试同考官半数以上，常态则在六成以上。
一般情形下，考生只尊二主考官和直接录取他的同考官为座主，即王世贞所说：“翰林分考会试，虽本经房而不系所取者，不称门生。”而嘉靖前后，门生对座师称谓的变化：“嘉靖以前，门生称座主不过曰‘先生’而已。至分宜当国，始称‘老翁’，其厚者称‘夫子’；此后门生俱曰‘老师’。”
考试放榜后，门生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向座主投门生刺，并拜谒及贽见座师，以确认座师、门生关系。
当然，明朝也曾出现过座主、门生不相认的特例，嘉靖八年，张璁、霍韬为主考，戒诸生不得修弟子礼。这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大礼议”有直接关系，张璁、霍韬都属议礼新贵，在当时朝臣和社会舆论中处孤立地位，甚至举朝士大夫咸切齿之，诸多新科进士也对其心存鄙视。即“举朝清议，尚目议礼贵人为胡虏qín_shòu，诸吉士不愿称恩地”。与其让新科进士在不认座主上占了主动，还不如自己首先声明不认门生。这样，既可避免门生不认座主的尴尬；又可博得当考官只“为主求贤”而不以此谋私的美名。
终明一朝，无论朝野，都是对座师门生关系很是肯定，弘治、正德阁臣李东阳言道：“座主之义，自有科举以来有之。盖凡出于其门者，或登堂而拜，或分屏而坐，有不同于途之人者。既其甚也，乃至于徇私而忘公，故宋之初尝革之，以为弊；其亦矫枉而过者哉！”只是到了晚明，则是借着座师门生关系，收罗党羽，互相勾连，形成了一个个的派别，相互之间勾心斗角，使得朋党之祸越演越烈。而赵秉忠和谢升的关系远不止于此，不但有识人之明，更有提拔之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