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风日渐没落，小打小闹纯粹是扬汤止沸，而且就算是朝廷的力度再大，决心再强，但内部的官员大部分却是荒于职守，导致京城内外盗贼猖獗，流氓恶少充溢市闾，地棍无赖横行乡里，官府屡禁不止，难以尽绝。
而在这种窘境中，皇帝的反应却是很无力的。
“京畿多盗，命都察院锦衣卫各遣官擒捕，仍命都察院揭榜，禁约官校扰民。”
“命锦衣卫指挥佥事陈端捕盗于顺天、保定二府，时京城内外多盗故也。”
“‘京师属有一人杀一家三人者，又有日中杀人者，今尚不不获，乞严为之禁。’上命停巡城御史及巡捕官俸，现限捕之。”
“召锦衣卫官于日升，刘侨跪槛外，上曰：‘京城内外盗贼，严行缉捕是尔等职掌，如再玩忽，当即处治。’”
“帝以‘城内劫杀屡闻，城外道路梗塞，锦衣卫东西司房，巡捕五城衙门职掌安在？乃令盗贼充斥至此。’责令回话”
反正吧，皇帝训几句话，下面的人吃顿挂落，这治安就能好点儿，但是没多久，就又恢复原样儿了。
而明朝中后期之所以这么多的盗贼，跟其兵制还有关系，明朝的士兵，待遇极差，地位极低，逃亡者甚众。而偏偏明朝的户籍管理制度，路引制度又是非常之完善，他们这些逃亡的军户都是黑户口，进程不敢进，到了乡下也能让人给拎出来。
偏偏他们又是有些武艺在身，胆子比一般百姓大得多，所以干脆就啸聚为盗。
京城内外，迩来奸恶之徒日滋月盛，三五成群，日则在于行凶害人，夜则荒淫赌博，甚至占人妻女及为人报复私仇，为害不可枚举。强窃盗贼多起于此。”
就连都御史王公也“恐盗入其室也，终夜防守多至废寝”。
正德年间：大学士杨廷和等言：“近日武清、东安等县……，俱有盗贼生发，少则四十人，多则百余人，披甲盔兵器，……，烧毁房屋，杀掳人口，抢夺财物，往来公差内外官员悉被其害，道路为之不通，而京城之内，东直门及大时雍等坊，强贼白日剽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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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万历年间：“京城内外盗贼生发，各该巡捕后备官，虽不系本管地方，有能协力捕获者，纪录擢用。”
宣德年间：“严京城捕盗之禁。时京城多盗，都御史刘观等议于五城兵马司各增官军一百人与同捕捉，每五十家置巡更捕一，遇夜以十人守之，有盗贼有违夜禁者皆听捕以闻。上从其议，命英国公张辅同五军督府按坊遣军助之。”
天顺年间：“以京师内外多强盗，命都察院出榜申谕诸人擒捕，若得实其原捕及首告人，赏钞二千贯贼赀，官旗、军校升一级，民匠加赏银十两”（《明英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七，天顺二年十一月壬寅）；
弘治年间：“先是，京师奸民马纪，夜聚诸恶少马聪等，持刀入民妇家，逼而淫之，劫其财，为逻者所获。”
嘉靖年间：“盗入杨威营把总指挥采雄家，杀其妻并子女四人，巡按御史以闻。诏下所司缉捕。”
天启年间：“巡视皇城御史徐杨先、王一中、主事黄文星目击疏虞，且盗贼生发，议欲严启闭以防奸盗。”
恶**件频发，甚至就连官宦人家都不能幸免。那些暴徒便是对当官儿的也是没什么敬畏，若是寻了空子，照样是杀人不误。
而到了明末，比之明朝中期又是差了许多。甚至就连谋反、大逆不道、僧人悖道这种事儿也是屡见不鲜。按明代规制，直房内官与司房宫人稍有紊乱，即以“淫佚”罪治之，而在晚明，宫中的太监不但与宫女结为对食，而且还经常光顾坊曲与娼妓交好，并成为当时一种风尚。在民间一些不轨子弟，将眉脸绞剃，分作三柳，妆作妇人身首后，亦学描剪花样、扣绣鞋顶等项，以帮工为隐，或哄说喜允、或以药喷迷、同歇行奸。
社会风气已经到了无法整治的地步。
其实明朝时期，北京城的治安衙门不可谓不多，人数不可谓不充足，京城内外的巡察缉捕等务，由五城兵马司及巡城御史承担。又有锦衣卫也奉皇帝旨命，专理捕盗奸事。
其实在明末，法律制定极为严格，十分细化，规制可谓是繁杂冗多，单单从制度上，绝对是够了。但问题是没人认真做事啊！官场风气日渐败环，人浮于事，是以就算《大明会典》《大明律》中的规定及惩罚可以说是已经相当完备细致了，但还是问题频出。
就拿宫廷宿卫来说，《明会典》中侍卫人员明确规定：凡宫禁宿卫及皇城门守卫人应值不值者，笞四十，以应宿卫守卫人，私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六十，以别卫不系宿卫守卫人，冒名私自代替及替之人，各杖一百……皇城各门，各铺上直守卫该管官旗，钤束不严及容情故从，所管军人离值，点视不到，十名以上者，各杖一百，……。凡各处城门应闭而误不下锁者，杖八十，非时擅开闭者杖一百，京城门各加一等，其有公务急速，非时开闭者，不在此限。若皇城门应而误不下锁者杖一百，发边远充军，非时擅开闭者绞，其有旨开闭者勿论。
宫禁如此森严，其实多半是摆设，吓唬人的。
万历年间三大案之一的“挺击案”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一个不明来路的汉子，手持一根枣木棍，竟然冲进二道宫门，闯入太子居住的慈庆宫，试图加害于太子，幸好被人及时发现将之捉拿，移交东华门守卫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