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对我们后院房子的喜欢都写在脸上，如果说我们当时住着的房子算是从河北到内蒙古的过渡场所，那么后院的房子就是妈妈憧憬中的幸福生活所在了。我们几个孩子也被妈妈这种溢满的幸福感染着，盼望着爸爸快点装修好新房，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独立的空间。
有了后院的大房子，就理所应当的觉得现在住着的房子小，自从住在这里，我就和两个姐姐住一个房间，弟弟自己住一个房间。爸妈住一个房间，还有一间摆放了沙发电视，是招待客人和家人晚上看电视聊天的地方，剩下一间被分成两小间，里面是厨房，外面是餐厅。五间房听起来不少，可这样一分配，还有些不够用。于是我们姐弟的书房被安排在小南房东面第一间，南房里没有暖气，夏天挺凉快，到了冬天需要生火炉，写字的手才不至于被冻僵。另外几间小南房，分别储存的是妈妈厨房里放不下的锅碗瓢盆，过年时需要冷冻的年货，爸爸的各种工具和小仪器。这一家六口的起居生活以及所有家当，都包含在这里。我们姐弟四人的朝夕陪伴的时光，也多数来自这里。
我还比较小的时候，我的大姐是个乐天派，也是我们四人当中的“头脑担当”，虽然只比我大四岁多，但在我心里，她就是成熟和睿智的标准。我的二姐从小就心思细，但并不像我的姐姐，因为她个子低，我8岁的时候身高就和她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因此我非常崇拜我的大姐，却比较谦让着我的二姐。
大姐和二姐性格的不同，经常在某一件小事上被他们活灵活现的演绎出来，比如有一次，她们两人共用的转笔刀被我玩坏了，我傻乎乎的捧着烂成两瓣的转笔刀给大姐看时，大姐只看了一眼就哈哈大笑起来，当我以为这真的很好笑，并又捧到二姐眼前时，二姐突然就委屈的哭起来了，这让还不太懂事的我觉得，大姐好，爱笑，二姐不好，爱哭。
我的大姐总有当老大的智慧，《论语》有云：“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我家孩子多，凡事讲究均匀分配才能公平，日常生活中，大姐就担当了那个分配者的角色。比如我们小南房的书屋里有一个大书桌，书桌长一米八，宽一米二，书桌的两面共有六个抽屉，可我们四个孩子怎么分这六个抽屉呢？大姐发话了，她说：“每人一个抽屉，装自己的课本、作业本还有笔，剩下两个抽屉，放我们的字典、词典还有课外书，除了这两个公用的抽屉外，自己只能开自己的那个，不可以乱翻乱看别人的。维持环境卫生并轮流打扫，不可以乱扔乱画。”大姐的这个提议很中肯，得到了我们大家的一致通过，后来添置了书架，大姐的分配也令我们服气。
分配者不仅要有智慧，还要有令人臣服的领导气质，我的大姐就这样，别说一个书桌的使用了，就连最容易引起争执的玩具及吃的喝的，大姐也能妥善的分配好。记得那时妈妈每天外出买菜，她怕留下四个孩子在家打闹，总会带着其中一个孩子，被带出去的孩子有可能会得到一根雪糕，所以妈妈承诺留在家里的孩子可以吃半块西瓜。半块西瓜切六瓣、四瓣、两瓣都容易，可怎么分三瓣呢？大姐又发话了，她说：“西瓜从正中间切开后正好有三条线，把西瓜平分成三份，大自然分出来的，绝对公平。”我们都信服的连连点头，这种分西瓜的方法我们一直用，谁也没有异议。
小时候的大姐能说会道，经常骗我的好东西，尤其是漂亮衣服。小艳送我裙子后，妈妈一下子开了窍，她不光给我们裁衣服了，也会带我们去逛个街，买件漂亮的衣服。那时候我的身高眼看就要赶超大姐，再也不用穿她们淘汰的衣服了，妈妈给我买衣服的频率也提高了。有时候买来一件外套，我还没穿，大姐就拿出自己的外套说：“缎子，你试试这样衣服呗，我觉得你穿着超级好看。”我半信半疑的穿上，她就开始游说：“哇，你就是瘦啊，你看你穿这件多合适，穿出去别人一定也会说好看的。”我被大姐夸晕了，自己也这么觉得。这时她就趁机说：“那就这么说定了，咱们两个把外套换了吧。”就是这样，我那时候几乎没穿过什么新外套，每次都被大姐换掉，等我再有了新的，她再拿上一件换回来。
但我仍然佩服我的她，因为我背会了唐诗三百首的时候，大姐已经完成了宋词三百首的背诵。记得有一个夜里，突然停电了，那天正好是农历十五，窗外的月亮特别圆，只有十来岁的大姐随口就来：“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那时她简直就是我心中无所不能的女神，是我学习的一个榜样。
相比大姐，二姐就没有那么耀眼了，她谨慎而敏感，经常会因为小事哭哭啼啼，比如弄丢了作业本、考试掉分了、被爸爸羞了，有一次，我看到她在书房里哭，走过去才发现，她的小手绢里包着两根鸟羽毛，她正对着那两根羽毛伤心呢，原来我们养的小鸟那天死掉了，二姐非常难过，就像《红楼梦》中的林妹妹葬花一样，二姐对着羽毛感伤也颇有伤春少女的意味。
我小时候不太敢惹二姐，谁会去惹一个“哭包”呢，她愿意怎样让着一些就好了——雨天时，妈妈拿出四件雨衣和两双雨鞋，让我和弟弟两个小的孩子除了穿雨衣再把雨鞋穿上，可二姐不依，不给她穿她就生闷气，我只好脱下来给她，然后自己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