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琅前世没有看到这“壮观”的场面，今世自然不能错过，这些天来，每天都有数辆绿色的解放卡车在街上飞驰而过，车厢里犯人被捆的五花大绑，低着头，后背上还立着一块木牌，两旁各站立一名警察，神色肃穆威严至极，车上的喇叭上播放着这些犯人的恶事，走一路放一路。
那些犯人先是在市中心的街心广场伟人雕像下面接受公审，当场宣判死刑，然后直接拉到刑场行刑，但在此之前还须经过游街示众。
这游街的场面让刘琅可是记忆深刻。
前面由鸣着警笛的警车开道，后面紧跟着一辆辆解放牌大卡车，每辆卡车上站着一名将要被执行死刑的犯人。
犯人被五花大绑，由于将临的死亡和游街的耻辱而面如土色。
他们胸前挂着木牌，上面写有名字、性别、年龄及罪行等，在他们的名字上面还画着黑色的大“x”。
行刑车沿途播放广播，宣传“严打”斗争，控诉犯人罪行。路过的大街小巷，引来无数百姓围观，公安人员在旁边维持秩序疏导交通。
车上的犯人一个个面如死灰，车下的百姓们也是吓得不轻，各个脸色苍白，
如此“壮观”的场面恐怕在此以后就绝无仅有了。
同时各地的校园还经常张贴审判犯人、游街示众、刑场行刑的实景照片，张贴这些照片的本意，与游街示众一样，意在教育民众遵纪守法，希望祖国的花朵从小见证残酷的行刑场面，长大后不会重蹈覆辙。
对“生”才刚刚有些朦胧体味的孩子，面对“死刑”这两个字眼，心中必定是生出恐惧。尤其是血肉模糊的死刑场景印在幼小孩子们脑海里，成为成长记忆里长久挥不去的一抹阴影，别说是这帮小孩子，就是刘琅父母这样的大人看到也是双腿发麻，心中暗暗发誓：以后千万别犯事。
刘琅还记得“八三严打”时有这样一句口号：“可抓可不抓的，坚决抓；可判可不判的，坚决判；可杀可不杀的，坚决杀。
这么做好不好？就算是三十多年后，很多人都在争论，有人说“严打”践踏了法律，让很多无辜的人也遭受了磨难；也有人说“严打”打击了许多违法犯罪分子，保障了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社会生活安定，收效明显。
总之是各有各的道理。
在刘琅看来，“严打”势在必行，没有“严打”，还真的无法遏制社会上越演越烈的刑事案件。
但社会上出现如此多的刑事案件，究其根本还是在法律不健全的原因，十年浩劫之下，法制的建设根本没有，人们也不在乎法制，没有贫富差距的情况下自然无话可说，可一旦有人赚了钱，其他人立刻眼红起来，对金钱的贪婪加上法制的缺失，别说是中国这种落后国家，就是发达国家，社会必然出现混乱。
而法律的健全是一个过程，不是一撮而就便能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尽快的打击犯罪，“严打”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严打”降临，每天大街上都有解放卡车载着“罪犯”飞驰而过，刘琅从父母的嘴里听到最多的就是谁谁被抓了起来，爷爷也时常告诉家人，尤其是刘琅的二叔，让他不要惹事，可以说，在这时候每个家庭都是人人自危，以至于王抗日都跑来了两次，看看刘家是否惹了麻烦，看到他们无事才放下心来，临走时还不停嘱咐。
总之一句话，不该做的别做，不该说的别说，有人骂你有人打你不要还口还手，只要告诉民警，自然帮你出气。
“严打”就如暴风骤雨，将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吹的七零八落，社会秩序也很快恢复过来。
算起来，“严打”对阜城这样的小城市影响还不算大，毕竟阜城这样以工业为主的城市“闲散”人员不是很多，一个多月的时间，刘琅在大街上也只看到有六七十人被“游街示众”，这意味这整个阜城被枪毙的“罪犯”也就这么多了，跟那些动辄几百数千被判死刑的大城市是无法相比的。
别说是首都沪市这样的大城市了，即使是辽北省的省会沈城，短短几个月内就抓了近万人，被判死刑的“罪犯”多达一千多，剩下的人都关进了监狱，一时间沈城的监狱都人满为患，有些“重刑犯”还直接被送到遥远的北疆，半辈子都要在无尽的沙漠中生活了。
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一名亲人被判了刑，那对这一家人来说就如天塌下来一样，但是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这一场“严打”不过是为了改革“保驾护航”的运动而已，帝国主义不好对付，这些“歹徒罪犯”还不好对付？在英明神武的人民警察面前犯罪份子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现在国家的目标就是发展经济，全社会都要围绕这个目标展开。
国家的首长亲自来到了辽北省，亲自过问今年的经济发展情况，省里的领导悉数参加，连肖南光也被找了过来，不过在这个会议现场他不是主角，主角是国家的首长和辽北省的父母官。
“老丁呀！今年国家给我们辽北下的指标有点高呀！比去年增长二成，我们第一季度加班加点的干，也不过增长了半成，你看国家的指标能不能下调一些呀！”
辽北省的第一书记胡卫国笑着对旁边的一位老者说道，而对方则是国家的副总理丁惠中。
“哈哈，老胡呀！辽北省的实力谁不知道？除了首都和沪市外，就是你们省了，整个国家都要指望你们，你现在还跟我撂挑子，那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