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念高中的时候成绩不坏，虽然高二的时候，出了跟靓仔的那个事，靓仔的教授老爸揍了他一顿，摔了我一胳膊，安排他转学到了另一个学校，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同学，根本不知道靓仔转学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参加高考，考上了北京的那所大学，靓仔没考上。
同学们说，靓仔他爸花了一年的时间，不出差，不上课，就在家里教俊仔写作文。第二年，靓仔也考上了，是复旦。靓仔作文写得好，有同学说他现在写书，成了“纵横中文网”的签约作家，名气很大，一年能挣一百万。他的笔名叫什么？他都写了些什么书？我不知道，我真的不感兴趣。
靓仔当然不会知道，我到北京上学的第一个学期，就去做小姐了。
为什么？
缺钱？虚荣？无聊？
好像都有一点点，又好像都不是。
我爸是个工人，我妈也是个工人。他们都下岗了。他们下岗那年，我才4岁。下岗以后，他们在昆明的青年路上开了个小店卖服装，他们挣了不少钱，我们家不缺钱。
但他们老不给我钱。
我就“坐 台”去了。
自己找着去的。
一进去，“妈咪”就问我：“大学生，是来玩的，还是来做的？”
一看就是大学生。
我的脸“唰”地就红了。
“妈咪”说：“孩子，我看你就是来挣俩化妆品钱的。你老爸老妈不差钱，就是不给你钱，对不？”
我傻傻地点头。
“妈咪”说：“咱这儿，只‘坐’不‘出’的，保证你清清白白地进来，清清白白地出去。你就跟定我，保证不能让你受欺负。坐一个台是二百，我就提你四十，你一晚至少挣一百六。”
我在心里跟自己说，我早就不是chù_nǚ，早就不清白了，出不出 台，清不清白，无所谓。
我弱弱地问一声：“我能坐上么？”
“妈咪”大笑：“就凭你这小模样，还能坐不上？坐不上，妈咪我每晚倒贴你四十。”
我说：“那就坐呗。”
“妈咪”就安排我“侯台”，第一次，连衣服都没换，穿的是我自己的衣服。
后来才知道，在北京做小姐，是要“买工号”的，就是小姐要交“押金”，买了工号发工作服，有两种，一种是超短裙，不管夏天冬天，小姐坐 台都得穿超短裙。夏天，裙子下边穿薄丝袜或者不穿，冬天，穿厚丝袜；另一种是正规的西服裙，餐厅服务员穿的那种。这些事，“妈咪”都替我做了。也要登记**的，妈咪手里有的是**，根本用不着我自己的**。警察来例行检查的时候，小姐们都换上餐厅服务员那种正规的西服裙。
“妈咪”不让我穿超短裙，也不让我戴“工号”，她让我穿平常在学校里穿的衣服就好。客人来夜总会，找的就是小姐，可奇怪了，他们又特别喜欢找那种看起来不像小姐的女孩，所以我只要去上班，总能坐上台，有时一天晚上还能坐两个，甚至三个台。
第一次，客人挺客气，就是唱唱歌，搂搂肩膀什么的。是个胖子，老头。结帐的时候给我三百小费，多给了一百。
我老老实实把三百块钱交给“妈咪”。
“妈咪”说：“你这孩子，挺实诚，我抽六十，剩下都是你的。”
哈哈，二百四十块就这样到手啦！
“妈咪”对我不坏，所以，我连“出 台”都是瞒着“妈咪”的。记得有一次，我去上班，胡乱抓了一支口红，把嘴唇抹得苍白。“妈咪”心疼地说：“小昆明，你咋把嘴唇弄得跟个死人似的？”
我说：“那叫病态美。”
“妈咪”更心疼了，说：“你这孩子，健健康康的，病啥呀病，还美呢你？”
我笑。
我从来没想过坐 台还能碰上大学老师。
而且碰上了的，还就是我们大学的老师。
“妈咪”领着我们进了包房，是个大包，来的人挺多，看上去都喝高啦。
我们在“妈咪”的引领下，统一弯腰鞠躬，齐声喊：“先生，晚上好！”
这就是让他们挑呗。我无所谓。
我一抬头就看到了他。
他那个“地方支援中央”的脑袋真的很特别。
事情有点复杂，下面我还要反复提到他，别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我就叫他朱院长吧。对，就叫他“猪”，我就是想骂人。
我转身就想跑，那时我年轻幼稚，如果不搞出那么大的动静，而是一直乖乖地低着头，他不一定能认出我来。但是我一转身，他就认出我来了。
我看到他阴阳怪气地笑。
朱院长没点我，我藏在十多个小姐的后面，没人注意我，其他人也没有点我。
出了包房的门，我就收拾东西想走。
“妈咪”很奇怪，问我：“小昆明你是咋的了，怎么一个劲往后躲，这是今天晚上最后一拨客人了，你就抓紧了再坐一台呗。”
我说：“不坐了不坐了，我回去吧！这帮人，都是我们学校的老师。”
“妈咪”恍然大悟：“怪不得，这帮人相互都叫老师。”
我说：“妈的，这下我完了，他们回去，准得收拾我。”
“妈咪”说：“没事，我让‘哈尔滨’去，搞他们一个现行，把证据收好。”
我心里紧张得要命，却笑得差点岔过气去。
什么叫“把证据收好”？
就是哄客人在“ktv”楼上的房间开房，打 炮，然后把套子收好。
讹诈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