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原先联系公安厅禁毒局和边防总队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记者，他跑“禁毒口”已经三年了。领我去这两个单位“熟悉情况”之前，我们简短地有过一次交谈。对于我接替他联系这两个“口子”，他似乎很高兴，他希望我尽快熟悉情况，因为他已经被调整到“卫生口”，准确地说，就是跑医院——那是出大新闻的地方，有的是红包好拿，不像边防总队和禁毒局——禁毒宣传是政策需要，这些单位不仅不给红包，而且一旦破了大案，各路记者云集，要想拿到第一手资料，还得自己想办法去拉关系四处求人。
边防总队负责对外宣传的部门叫宣传处，宣传处都是一群热气腾腾的年轻男人。他们当然很喜欢我这样年轻漂亮的女记者。
很快我们就混熟了。
宣传处的干事们都有在报纸上发表新闻稿的“任务”，他们都很乐意把可以公开的新闻素材提供给我，我把稿子写好，他们的领导审定后，发表时我会把他们的名字加上。他们拿着我写好的稿子，再给其他报纸用，我挣稿费，他们完成“任务”，皆大欢喜。
有时候，他们有饭局，也喜欢叫我，如果我恰好有空，而且心情不错，就会去参加。我酒量不错，做小姐时练就了过硬的应酬功夫。饭桌上他们讲点荤段子什么的，我也跟着笑。当然我不讲，他们讲的时候，我就在心里偷着乐，我想要是把当年“哈尔滨”教我的那些段子讲出来，他们一定会吃惊得把眼镜都掉到汤碗里。也有个别年轻的警官约我晚上去唱歌蹦迪喝茶什么的，我一概回绝。我的原则是，决不和他们中间的任何人单独接触。
“我看过你写的一些稿子，坦率地说，写得不错。我没想到，黎妮就是你。”“蝈蝈”说。
“蝈蝈”当然不会知道黎妮就是我，对他来说，我不过是在北京，在他经办的一起案子里，作为当事人之一，与他单独相处了7个小时；而他对我就完全不同了，在那些寻找“蝈蝈”的日子里，我日日夜夜地研究他，这种研究已经成了一种对他的思念。对我来说，似乎我已经和他一起共同生活了很多很多年，他已经成了我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宣传处的干事们普遍都认为我这个人很好“玩”之后，我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
我把从网上下载的，与“四哥”一案有关的资料打印了一份，显得有些漫不经心地将“蝈蝈”穿着军装站在台上领奖的那张照片夹杂在打印在文字中间。有一天，我把这些资料拿给宣传处的汪副处长看，我说，我很想更深入地采访这个案子，我指着“蝈蝈”的照片，对汪副处长说，这个案子是他的经典之作，我想采访他。我说的时候，故做轻描淡写却又非常肯定，仿佛“蝈蝈”作为“四哥”一案主办侦察员的事实，天底下每个人都知道。
果然，汪副处长没有产生任何怀疑，他说，噢，彭卫国啊，他是公安边防总队年轻一代侦察员中的佼佼者。汪副处长喜欢表扬人，而且特别喜欢表扬我。我还没有说话，他就开始表扬我，他说黎记者选的人不错啊，虽然边防有很多大名鼎鼎的缉毒英雄，但是写他们的人太多了，如果你再写那些“老英雄”，就很难写出好文章了。彭卫国不一样，据我所知，还没有专门写他的文章呢，而且他的确办过不少精品大案，写他很容易出彩啊！不过，他话锋一转，要采访彭卫国，需要请示上级。
我的心中一阵狂喜。
我终于知道了“蝈蝈”的名字。
他的大名叫彭卫国。
怪不得四哥让我叫他“国哥”，他呢，干脆让我叫他“蝈蝈”。
后来我才知道，“蝈蝈”他们办案子的时候，特别是做“卧底”，他们很多时候都使用真名，反正，这个国家叫彭卫国的男人至少有几千个。
传说古代有一种神奇的魔法，懂这种魔法的人一旦知道了一个人的名字，就有办法牢牢地控制这个人。
我觉得我就是那个有魔法的人。
让汪副处长请示去吧！
没过几天，汪副处长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经请示上级，可以采访彭卫国，但是采访后写成的稿子必须先经部队审定后才能发表，而且稿件中不能出现他的真实姓名，更不能出现他的照片。
我连连点头，我感到一种强大的力量正扼住我的喉管，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再也无法保持从容镇定，我只能像个木偶似地拼命点头。
“我什么时候能够采访他？”
汪副处长笑出了一口白牙，他说，早就给你安排好了。彭卫国这段时间手里恰好没什么案子，上级已经通知了他，准备接受采访。汪副处长让我抓紧时间跟彭卫国联系，他说：“这些侦察员，神龙见首不见尾……”
汪副处长给了我一个手机号码，他说这是彭卫国的生活手机，所谓生活手机，意味着除此之外他还有若干工作手机。
“生活手机只用于与他生活有关的人联系，比如他的亲人……”
当汪副处长说出“亲人”这两个字时，我的脑袋“嗡”地响了一声。我不知道汪副处长有没有看到我的脸红得厉害。
“我能不能现在就见到他？”
我小心翼翼地收好了那个号码。
汪副处长笑眯眯地抄起了办公桌上的电话，笑眯眯地让总机接侦察队。他对话机笑眯眯地讲了一通话，于是我知道，几分钟之后，我寻找了整整三年的“蝈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