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朱元璋不愿意把问题搞得太复杂，因为越复杂越容易舞弊，所以就制定了两个收税的办法，一个是针对官田的，一个是针对民田的。
这个办法是分别区分收税的数量，分别为：官田每亩收田税，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亩收田税，三升三合五勺，
可以看出，官田比民田高出了六成！等于田税和租金被打包计算了。实际执行中，由于田地离城远近，土壤肥瘦，是否是水浇地，当地气候是否允许复种等多种因素，各地方又合理进行增减，以致在各地实际执行中弄出了一、二十种赋则（税率），以适应不同的地块。比如北方的山西，亩产约一石至一石半，这就算好地了，而在南方如苏州一带，土地肥沃，还能种两季水稻，亩产在三石到四石都很平常。
在苏州府，七个县农田总面积是九万六千多顷，税粮可达约二百八十万石。其中，正粮为一百八十多万石，耗粮约九十多万石，这是明朝初年苏州府的基本数字。正粮是按照赋则的相应档次收上来的税粮，耗粮则是额外加收的运输费、损耗等杂费。有这么一个数据，洪武九年苏州府秋粮二百七十四万石，民田粮只占十五万石，其余的都是官田粮。也就是说官田粮占了九成多，可见在苏州府官田面积比例占了绝对的多数，民田少得可怜。这说明，苏州的所谓沈万三等大富豪、富户，实际上都是取得了国有资产承包管理权的二地主！总佃户！他再分包给真正下地劳动的真佃户！
在这里举个例子说明：
拿一个真正下地劳动的佃户农民来说，他辛苦一年的劳动能力是。可耕作水田二十亩。假设一亩地种两季水稻，每亩可得米四石。这时他有两种选择。
一是租民田。地主要求收获对半分。这样地主在整个生产中没有去劳动但是提供了土地，最后得米二石。农民也得到二石。
田税是由地主去完成的，如果zfu给这块地定的赋则是每亩五斗。这样地主要从自己得到的米二石中扣除五斗交税，最后实得一石半。如果这个地主，仅仅是一对孤儿寡母，家里有地五亩，因家里没有壮劳力才租给佃户去种的，这样实际得到的才七石半。而这位佃农，每年可耕作二十亩的话，相当于接这样四家的地。那么佃农每年可以得到四十石。他家的生活要比这几个小地主还要好！如果还有一位中等地主，有二百亩地，需要请十个这样能干的佃户的话。佃户还是得米每年四十石，这是他的劳动极限。而中等地主，可得到三百石，他的生活就比佃户又强得多了。
二是租官田，还是收获对半分。农民自己留下二石，还是交出二石，这样本来国家可以得到二石。但是如果中间夹了一个二地主。那么问题复杂了。比如，二地主掌握了二百亩官田，自己不种，叫佃农租种。
最后可接受到四百石米。但是这时zfu对于官田征收的税率已经不是民田的五斗了，而是一石，因为除了税收以外。还考虑了一部分的国有资产xing收益的利润。这样zfu从这二百亩官田中，得到二百石米。二地主则也得到了二百石米，相安无事。如果zfu进一步考虑。人家私人出租一亩地最后能实得差不多一石半，官田怎么也要差不多吧，好，官田税率提高到了一石半，这样二百亩收走三百石，二地主要骂娘了，我只剩下一百石了，管得二百亩地，跟个没地的佃农强不了多少啊！这官田的税也太重了！把我的点利润空间也榨干了，我这一年，也没少忙啊！又是招募佃户，又是签合同，又是视察，又是巡视，又是催租，又是收粮！多累多cao心啊！
好，这时恰巧来了个山西来的盐商！一吹嘘，额们那儿一亩地顶多交得是个五升，官田也超不出一斗去。苏州二地主一听，要气得跳楼了！“朝廷，这也太歧视苏州人了！十几倍的差距啊！”心里暗骂，“朱元璋这个王八蛋！张士诚得罪过侬，我们又没得罪过侬！”
但是有一层他们也许不会考虑到，山西税收低，亩产量也低，种田人每亩实得的也许就是三四斗，为了得到充足的粮食，他们不得不耕作更多的田地，付出更多的汗水，可能一个人耕作的就不是苏州的二十亩了，而是一百亩！
自古农业效益低，没有暴利，佃户的收益你是必须要满足的，否则人家辛苦一年连一家的口粮都挣不回来，人家也不会干啊！官田的田税那也是必须要交的，抗税不交那还了得？牛呢，农具呢，种子呢？佃户有还好说，没有，还得贴啊！最后，剩下的才是自己的。
交得多了，自己就少了。于是他们开始嚷嚷：“十分取八，民犹不堪，况尽取乎？”皇上，你总得！
而朱元璋的主要想的是，谁让你当二地主不劳而获的？把地包给你，是让你自己亲自下地去干的！自己不想干，又转包给别人。那你就给老子滚蛋！去，到我老家凤阳，举家去锻炼锻炼！别忘了，朕家以前就是佃户！
那么，苏州官田的纳税水平真的能达到每亩一石半吗？没有！大多数官田都低于这个数，每亩一石半只是为了让大家容易理解而设定的。绝大多数都在七八斗以下！三四斗居多，尽管这样，二地主的利润确实还是变薄了。
不过，没关系，狡猾的二地主们还是有自己的办法！
第一，节约成本，狠踩佃户的收益，逼近其最低忍受线。二地主垄断田地资源以后，制造紧张空气，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