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目前正是用人之际，而刘俊勇的才能又能明显看到，所以庞煌宁愿相信其有难言的苦衷，不想在此时失去一个臂助，只有暂时忍了下来，不过在两人之间已经埋下了颗不愉快的种子，这是后话。
朱元璋在后世的历史中是一个名人，再加上庞煌穿越后一直在琢磨老朱的为人，所以不顾刘俊勇的反对，并未悄然无声的进行自己的发展，虽然不是大张旗鼓，但也是紧锣密鼓的进行着自己情报网络的建设大业。
庞煌进入了蛰伏的阶段，一切都显得低调起来，除了偶尔奉召前往皇城见朱元璋，也拜见过几次太子殿下之外，从表面上看，庞煌一直在忙着屯田和办学的事宜，再也没有分心的迹象了。
洪武二十一年末，工部奏，督江南诸地之民种植桑枣。且授以种植之法。又令益种棉花，虽免其税，但是遭到百姓抵制，皆曰：“江南田赋重且繁，求免之，否不敢轻务他业”。皇上面se不愉，遂散其朝。
回到御书房，看见太子朱标在那里初阅奏疏，心内稍微平静一些。也不知从何时开始，也许是老眼昏花，看不见奏疏上的小字，也许是jing力不济，朱元璋开始允许太子朱标代替自己批阅一些简单的民事奏疏，不过内阁进呈皇帝的揭帖仍要自己亲自处理。
看见父皇面se不愉的进来，朱标连忙起身请安问候。朱元璋吩咐太子朱标把工部的奏疏挑拣出来读给他听，自己却是闭着双目不知道在想什么事情。
年初，朱元璋上谕工部：“人之常情。饱则忘饥，暖则忘寒。卒有不虞，将何以备。比年以来。时岁顿丰，然预防之计，不可不早。其广谕民间，如有隙地，种植桑枣，益以木棉，并援以种法，而蠲其税。”可谓尽心民事，其余裕又足以惠民。
但是江南的百姓却丝毫没有领情。原来大明此时引进占城稻已普遍，水田多产，而抑商政策使百姓种植棉花、桑树等物却没有太大的用处，除了供给官府收购外，一无是处，所以宁愿多种粮食、糯米以酿酒，获利反而更多。
而朱元璋令百姓多种桑枣、棉花，就是为了禁绝百姓酿酒成风，造成粮食的浪费。因为虽然近几年国库充裕，但是辽东、西北和西南各有局部战事发生，全靠中原之地和江南之地供给粮饷，所以也颇为紧张。且北方苦寒。士卒将官衣被之需，及百姓制造农具之木植皆从其出。
朱标只读了一会儿，就知道父皇正在烦心什么。但是农事对于他来说，也是很遥远的事情。他也想不出其中缘由，只能照本宣读。
朱元璋听着听着心里便不是滋味，遂拦住不让再读下去，问：“太子以为如何，朕cao心农事，担心百姓疾苦，特地命工部组织人手前往民间，教化百姓在田间地头种植桑枣、木棉，这样的话，就算是遇到灾荒之年，百姓欠收，也可为衣食助益。这样做，明明是为了百姓，可是百姓为什么不去遵循呢？”
对于朱元璋的一言一行有些敏感的朱标听到皇帝这样说，才明白什么是“隙地”，就是田间地头啊，还以为朱元璋鼓励江南百姓种植棉花、桑树等作物而遭到抵制，原来是这样。
古时的男耕女织，顾名思义，就是男子出外耕田，而女子在家织布，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被儒家宣扬成最理想的生活方式，如同庞煌在另一个时空中某个阶段宣扬的小康生活水平一样，被定死了模式，因为人人都那样想的话，百姓有了盼头，而朝廷也易于管理。
朱元璋的洪武大治，使被蒙元所破坏的生产状态在朝廷的各项方针面前得到了空前的恢复，诸如军屯、民屯、各地依据不同情况酌减税赋。这些重农政策使历经劫难的中华慢慢的恢复了生机。明初人口仅六千多万，地广人稀，农业的确是国家迅速恢复活力的良方。
但现在恢复之后，那就需要发展了，现在百姓、官府皆是仓廪充足，但是由于大明的抑商政策，再加上禁海绝商。使百姓们富裕出来的粮食、桑棉只能卖给官府，且出价不高，所以极大的打击了百姓生产的积极xing。
有些事情，执政者急在心里，而百姓却是只顾眼前，诸如江南富足，百姓只要稍加耕作，便可衣食无忧，而至于北方苦寒之地的灾荒、追击蒙元所产生的消耗，距离百姓本来就是一个很遥远的事情，再加上消息闭塞、朝廷没有加以引导的缘故，所以百姓宁愿多种一些粮食，至于桑棉等物，只要够用，就不会有人cao心了。
至于说种这些作物官府不收税赋，那和他们有什么相干呢？每个百姓心里都有一杆秤，心里和明镜似的。你现在说的不收税赋，但是我要是大力种植，过个两年，或者朝廷需要钱粮，再行收受，我怎么办，还不如现在就不种呢。
朱元璋对于这种情况也是颇为头痛，诸多引导收效都不是很大，而作为一国之君，肯定看事情以大局为主，看着北方将士因棉衣被褥缺少，而天气稍微转凉就只能固守在城池之中，任由一些残余武装在那里掠夺百姓，
看着将士们由于粮饷供给线太长，每次追击敌人只能适可而止，他心里也是十分焦急，但是对于百姓又不愿用强，否则他只要一道诏书，说税赋中必须要包含多少、多少的棉花、蚕丝或者布匹。那样即可达成愿望，但朱元璋毕竟是苦寒出身，深知百姓心中所想，所以面对大明这群知足的百姓一时也无可奈何。
其实也很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