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鸡不成蚀把米,谭兴祖闹了个大红脸,恨不得打自己一巴掌,让你嘴贱!
八月中旬下了一场大雨,鱼塘改建工作暂时停了下来。
省城来的水产养殖专家在场部活动室里给渔业养殖部门的职工上课,林维桢去听了一堂课,只有一个感觉,不明觉厉,隔行如隔山,之后他就再没有去听课。
大雨整整下了三天,久违的阳光洒在身上,暖洋洋地让人直打瞌睡。
在家晒了几天太阳,这天下午,老校长骑着自行车送来了两封录取通知书。
“一个是北大的,一个清华的”,老校长笑得跟个孩子一样。
杨婶高兴坏了,悬了一个多月的心终于落了地,拉住老校长道:“老杨,留下来吃饭,老谭马上回来了”。
老校长也不矫情,道:“行,今天高兴,话说我跟老谭好久没坐在一起喝酒了”。
晚上,杨婶破例喝了两杯白酒,祝贺家里的两个孩子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录取通知书的发放按照招生批次进行,林维桢和谭沁是最早的一批,接下来的日子,农场知青陆陆续续地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这个过程一直会持续到十月份。
离开学还有半个月,杨婶已经开始给两个即将离家的孩子准备行李。
扯了两块素色被面,用新棉花做了两床厚被子,趁着天气好,搭在院子的晾衣绳上暴晒。然后又做了两床薄被,褥子、床单、枕套枕巾这些东西也没落下。
林维桢劝了几次,说这些东西学校都会发,用不着带。
杨婶道:“北方冬天冷,比不上家里暖和。学校发的被褥能有好的?抗美援朝时志愿军的医用棉都被掺了假,当时还枪毙了不少人呢。反正我信不过学校发的,就从家里带,这事儿听婶子的”。
知道杨婶一片好心,林维桢也不再劝,只是想想两床厚被子就觉得头疼,还没算上别的行李,这么多东西可怎么拿啊?
八月底,林维桢请几个要好的知青朋友去县城喝了顿酒,桌上说起了各自的去向,有跟林维桢一样去首都的,有的去省会金陵,再远一点去沪市的,最南边去羊城,最远的两个,一个去冰城,一个去蓝州。
大家在一起生活工作了六年,都处出了感情,酒一旦喝开,就没了数,最后互相搀扶着出了饭馆。
开学的日子渐进,林维桢和谭沁已经做好了出发准备。
临走的前一天,林维桢收到了一封首都的来信,是柳月写的。
自从去年3月份分别,柳月只在4月份寄来一封信,告知她的联系方式。
今天这是柳月寄来的第二封,开头先是祝贺林维桢考上了大学,然后开始抱怨他这么久没给她回信,又解释她这么长时间不写信是怕打扰他,给他造成压力。
林维桢看到这就呵呵了,没有再往下看,把信揉成一团扔到大门前的臭水沟里。
转身回了家,谭沁问:“三哥说有你的信?谁的?”
林维桢暗怪谭老三多嘴,微笑着说:“柳月的信,刚才在臭水沟旁看信,不小心把信掉水里了”。
谭沁狐疑地看着林维桢的眼睛,半晌才道:“是柳姐啊……”,尾音拖得老长,一股酸溜溜的味道。
林维桢瞧着她的神色,伸手揉了揉她的头发,笑道:“别胡思乱想,都是没有的事儿”。
谭沁甜甜的笑了笑,说:“我信你”,然后眼珠一转,突然问:“你说是柳姐漂亮呢?还是我漂亮呢?咯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