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鸣夏把辎重队和老弱病残放中间，黄熊带领连队殿后，自己率队走前面，骑兵班在前后来回巡视。又叫人把他事先准备好的大旗拿出来举起，几十面大旗一飘，再加上整整齐齐的队伍，远远看去就如同几千大军在行进，不走近看，还是相当有气势的。这就是朱鸣夏撒豆成兵的策略，他要扮成一个纸老虎，吓的黄县叛军不敢肆意妄动，如果叛军真来进攻，被限制行动的难民也不容易碍手碍脚，既可以驱赶他们当炮灰，也可以扔到一边不管，总之不会因为难民炸营而导致溃败。
“注意收容掉队人员！”朱鸣夏发出新得命令。整个队伍开始缓慢的在冰雪大地上蠕动起来。
行动的第一程是在入夜前回到中继点上，依托村寨过夜，
朱鸣夏骑上了一匹缴获的战马――他在临高的时候每周必去高山岭地区的骑兵教导队接受骑马训练，虽然不见得能马上挥刀，但是骑马指挥战斗还是没问题的。
风很大，刮得他的脸生疼。但是看到身旁滚滚流动的人马，不觉心中有些得意。虽说这其中多是形容枯槁的难民，但是再过几年就都成了虎狼之师。
人群缓缓的移动着，尽管速度很慢，但是每小时也能走上三四公里。朱鸣夏觉得入夜前回到中继站问题不大了。
一路上，依然可以遇到零星的难民和叛军游骑――叛军游骑数量很多，而且分布很广。显然，孔有德对黄县非常重视，派出了大量的侦察骑兵在活动。
朱鸣夏知道，黄县往西南方向就是莱州，叛军要拓展活动范围，必须先攻莱州才能充分舒展手脚，否则就会被困死在登州的山海之间。从历史和本时空的现实来看，叛军在元月就出兵攻打黄县印证了不管是哪个时空，敌人的行为模式并不会发生太多的改变。
登州陷落以来，登州城在经过最初的混乱之后已经重新恢复了秩序。叛兵大军云集，戒备得比往日更严。屠杀土著之之后的痕迹已经被清理，只留下街上，墙边的发黑的血迹。
李九成、孔有德等人检点仓库，收编溃军降兵之后，已经将整个城池严密的关防起来，每个城门都派一个千总亲率兵士多人把守，严查出入――全用东江出身的辽人。城外，所有战略要地，如密神山等处，都驻满了马步军队，不仅家家户户都被军队占住，而且四郊帐幕罗列，战马成群。一到晚上，鼓角互起，马嘶不断，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叛军。从南往北的行人都得经过层层盘诘。
因为破城的时候杀戮太重，李、孔等人恐怕城中不是辽东旧人的降军降民有怨恨，成为官兵的内应，因而对登州城内控制极严，城中的主要干道不许本地人和南人行走，一有发现就地处斩。
而最近的城内的关防又一次加强了，不但夜间宵禁四处加派岗哨，连白天也不许人无故行走，出入都需路条。城墙上更是加强戒备，日夜传箭警戒，凡发现传箭不应的，不问情由一概处死，整个登州城戒备森严
几天前，叛军已经私铸“都元帅”大印，推举李九成为“都元师”，孔有德为“副都元帅”，耿仲明为都督。
叛军的“帅府”，也是整个军队的行动中枢就设在原先孙元化的登州巡抚衙门内。
叛军的将领们大多是久历戎事的人，李九成又是当过东江副总兵的人，治军备战自有一套章法，各项事务办理的井井有条。
孔有德此时正在“帅府”的一间厅堂内负手而立望着庭院内的二棵大树――他年龄不大，不过三十岁，矿工出身又长期在军中，练就了一身健壮结实的身体。
单从脸上看，他的神色很平静，看不出紧张或者忧虑。然而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时时刻刻都在为自己和东江的未来思索。
举兵造乱并不是孔有德的本意，更多的是出自李九成的意思。但是一旦真正举起了叛旗，他就已经下定决心走到黑了。
孔有德也好，李九成也好，他们都没有自己当皇帝的打算――虽然大明朝已经显出种种病入膏肓的摸样，但是到底还是一个庞然大物，造反只有三分把握，却要九死一生，虽说他们有过拉孙元化入伙的打算，但这不过是为了扩大声势。具体造反造到什么程度这点上，叛军的高层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招抚的大门并没有关闭，不管是李、孔还是耿都很清楚，朝廷如今焦头烂额，任何兵变民乱，只要上了一定的规模，招抚几乎是朝廷最乐于做得一件事。远得不说，就是天启末崇祯初的几次兵变，几乎没有一次不是以“招抚”而告终的。黄龙在皮岛被暴乱士兵拷打，甚至打断了腿，最后也“招抚”了事。
所以大体上，他们还是打算以造反来得到最好的“招抚”条件。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断的以一切手段表达愿意接受招抚的意思。一开始这是缓兵之计，用来拖延官兵的镇压的到来，尽量扩大地盘，增加实力。
只要有了强大的实力，就能向朝廷提出足够的条件。而这个条件，是很多东江出身的将领一直有所企图的。
那就将东江镇变成名义上隶属于大明，实际能够游走于大明和后金之间的第三势力。
这样的苗头，在当时的关宁镇已经隐隐约约出现――统兵的将门家族正在向军阀转化，不但坐领大笔的军饷，朝廷也开始渐渐的指挥不灵了。
比之于关宁镇，东江镇坐镇辽海之上，进可牵制企图入关的后金，退可威胁大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