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大宋祖制”，赵忱对这四个字早就不耐烦了，当殿问道：“如此欺君罔上，违反朝廷法度，祸国殃民之臣，虽万死也不足惜。朕未能将其诛灭九族以是格外开恩了。试问如果连这样的罪行都不足以处斩，那么又何以警吿其他。日后其他官员，岂不是都可以肆意妄为了吗？”
陈俊卿等人一时也无言以对，只好道：“洪适、梁克家、王淮、魏杞等人都是先朝之臣，素平也有功于朝廷，因此还请陛下法外开恩。”
其实陈俊卿看到了审查的结果之后，也十分气愤。他虽然并不很赞同新法，但是怕重蹈当年熙宁变法的覆辙，但绝不同意用这样的方式来阻扰新法的施行，因此也认为应该严惩这一次的有关人员。但听赵忱说要将洪适、魏杞、王淮、孙涛、孙知行和林长富等十八名主犯处以斩首时，陈俊卿也吓了一跳，急忙出来阻止。
因为大宋历来都有“不杀大臣及言事者”的制度，因此只要不是证据确凿的叛国谋反的大罪，一般皇帝都不敢轻易处死大臣。也正是在这个制度下，大宋的言论相对前朝来说，也比较自由，而大臣们也比较敢于直言谏君，甚至驳回皇帝的意见。
赵忱为君两年多了，总体来说，还算是一位比较宽仁温和的皇帝，并没有轻易处死任何官员，不过这一次一但开了这个囗子，只怕以后就难免再停下了。因此陈俊卿虽然明知这几个人鄀该死，也要拼命阻拦。而其他大臣同样也有这样的心理。因为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日后不会犯事，无论是什么理由，也绝不能让皇帝开了杀大臣的先例，因此无论是支持新法还是反对新法的大臣，这时都极力阻拦，这也是为自己以后留一条后路。
一向支持赵忱的赵汝愚和陈亮等人虽然沒有反对，但对此也都保持沉默，毕竟谁都希望自己侍奉的皇帝是一个宽仁的君主，而不是一个残暴的皇帝。
案情虽然是查清楚了，但在如何处决有关人员的问题上，群臣和皇帝之间又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而这一次赵忱身边，几乎没有支持者了。
六月一十四日, 经过了半个多月的僵持之后，朝廷终于对处理湖南路民变一事做出处决。
孙涛、孙知行、林长富等十二名主犯被处以斩首，家属分别发配广东、广西、福建等地监管，家产全部抄没充公。洪适、魏杞、王淮等人念其平素有功于朝廷，免除死罪，除去一切官职，洪适流放琼州、魏杞流放雷州、王淮流放钦州。朝廷无赦，不许转回。
梁克家、文焕、章得臣等人，虽然沒有参与民变，但有知情不报，不辩是非之过，文焕、章得臣免职为民，回旧故里，梁克家念是四朝老臣，除去宰相职位，贬为泉州通判。
参与民变的佃户都是受富户所逼，匀免于治罪，但被处于为官府额外服役六个月，而到建康作证的佃户准予将功抵过，每人赏钱十贯，放回家中。原知宁乡县事郑文意、知湘乡县事袁奎揭发魏杞、孙涛等人有功，升郑文意为知桂阳军事，升袁奎为知武冈军事。
至此。闹腾了三个多月的荆湖南路民变一事，也终于正试落下了帷幕。
不过和之前赵忱主张的严惩有关人员的处罚相比，这样的判决似乎要轻得多。被处死的人中最高的官员也只是一个五品的知州，而洪适、魏杞、王淮等幕后的指使人员一个也沒有被处斩，都被判以流放了事。就连梁克家最后虽然被免职，但也能落个通判的闲职位。
这样的结果，显然和赵忱最初设想的相差甚远。但皇帝赵忱似乎并没有多少不满之意，相反这几天以来，还颇为高兴，在朝堂上议事还不时和大臣们开个玩笑，散朝回宫之后，还有闲心看看歌舞。可见皇帝的心情还好得很。
原来就在处决结果出来的三天之前，中书通过了赵忱的两项决议，一是以后中书省将同意，朝廷继续推行新法。二是中书省也同意以后大宋如无大事发生，将在每年十月，朝廷都将举行秋狝活动，借猎田演武，扬尚武之气，显大宋兵威。
其实在一开始杨炎也主张严惩这次策划煽动民变的官员。因为“不杀大臣及言事者” 这条制度虽然避免了皇帝因一时之怒，滥杀大臣，也使不少公正忠直的大臣敢于直谏皇帝的过错。但也造成了整个大宋两百余年来，对大臣犯罪的处罚都相对偏轻，只要不是谋反叛国的大罪，几乎都不会被处以死罪，而且往往在流放之后，还能被受予通判、团练一类的闲职。如果能活得长一些，等个上十年，朝廷还会下旨特赦，甚致重新起复也都不是不可能。
也正是因为如此，有不少官员才会只顾一己私利，甚至做出不昔损害朝廷利益的事情来。反正到头来不会被杀头，就是被流放，也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乾道北伐的时候，当时的宰相汤思退私通金兵，传书递简，结果也只是被判了个流放了事。因此这一次洪适、魏杞等人敢冒大不违煽动民变，以要挟朝廷，也未偿没有这方面的原因。
因此赵忱才觉得有必要杀几个官员，以儆效尤。杨炎也认为有必要如此，因此也不反对。只是赵忱没有想到这次反对的意见竟然如此强烈，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不赞同。
最后连赵倩如也劝告他，两百多年以来，形成的制度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全都改过来的，而且“不杀大臣及言事者” 这一制度也并不是沒有可取之处，何况严惩策划煽动民变的官员不等于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