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雍见过神秘的“邵先生”，从顺天会馆出来之后，便一直心神不宁。回来的路上，坐在轿子里头，反复咂摸着“邵先生”给他指出的两条道儿：通力合作，摒弃前嫌；还是鱼死网破，孤注一掷？
可以说，一条是“阳的道儿”，一条是“阴的道儿”。
赵雍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在回放——
沈振来荆州城三个多月，头一个月便查到自己和张文明老太爷的头上。对沈振软的方法用过，劝他在荆州尽情吃喝玩乐，做一位逍遥自在的神仙，“无为而治”。
可沈振压根儿不吃这一套。
软的方法不奏效，那就来硬的：扬言要将沈振赶出荆州城，并唆使大商巨贾与沈振为难。虽然没有明示要干掉沈振，可透露的意思明显，所有豪强大户都懂得，也做好了动手的准备。
只是，自大学士牌坊拆毁之后，沈振收敛很多，不再那么拧。
赵雍也就松了一口气。
万万没想到沈振明着不来，暗着来。
因为赵雍不知道“邵先生”便是水墨恒所扮，不知道水墨恒一直在荆州城地下活动，更不知道将“贿赠三千二百亩官方田地给张文明”捅到张居正那儿是水墨恒的杰作。
所以，这个黑锅暂时自然由沈振来背。
来荆州，拿到“私赠官方田地贿赂权力”的把柄，说实在的，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沈振竟然冒险捅到首辅那儿。
更稀奇让人吃惊的是，首辅张居正得悉此情，非但没有隐瞒捂着压着，反而自个儿把这件事又捅到皇上、太后那里去。
历朝历代，权相多了去，可像张居正那样铁面无私、自揭家丑的宰辅，大明王朝开国以来，恐怕是第一人！
连续两个“意外”，让赵雍十分被动。
“意外”的背后，其实只有水墨恒一个人。只是赵雍暂不知情而已，当“邵先生”告诉他，从未听说水墨恒回京时，他心头有过一丝闪念，但不确定，也不大敢相信。
赵雍又想到江陵县县令刘台。
两个人可谓同病相怜，都是挖空心思削尖脑袋儿，想要巴结张文明老太爷，指望利用他攀上他的儿子张居正这个大靠山，以便日后步步高升财源广进……
应该说，两个人的目的都达到了。
因为刘台是新进的进士，自担任江陵县令以来，几年的考核都是良好，没有出现任何差池和政治污点，可谓“政声斐然”。
当官儿的都清楚不过，这种节奏通常是，六年考核期一满，便要升迁，迟早的事儿。
而赵雍自己呢？
他的资历比刘台老很多。
刘台是隆庆五年的进士，而赵雍是嘉靖三十七年的进士，多走了十几年的官路。
刘台请示“贿赠官田官地给张文明”时，赵雍那时还在荆州府同知的任上。就在隆庆五年的年底，因为张文明的感激和大力举荐，赵雍得到一个天大的肥缺：主持荆州税关。
以荆州府副职同知的身份主持荆州税关，赵雍才感觉到，自己真正开始了金山银山的宦海生涯……
税关银钱进出，就像大江大河里的流水，哗啦啦的，仅榷场交易税一项，就有多少油水可捞？
赵雍自恃有张文明这个强有力的靠山，加上他生性贪鄙，大小事情有恃无恐，上任不到半年，家中的门槛便被大商巨贾们踏破了，真可谓是户限为穿。
那些大商巨贾，一个个都是挖窟窿生蛆的主儿，为了有效的逃税避税，什么事情干不出来？赵雍在家里与他们私底下做了多少笔见不得光的交易，只有天知地知和他自己知。
可是好景不长。
人算不如天算。
赵雍主管了一年的税关之后，张居正从次辅升任至宰辅，王国光调任户部尚书，为了筹钱，建议对全国税关进行改革，将税关收为部属，主政的巡税御史改由户部直接任命。
赵雍本想借着与张文明的关系，恳请张文明出面，找张居正求情继续留任。
怎奈王国光早就铁了心，要对税关进行整改，全国税关，尤其是十大税关，老堂官一个不留，就怕堂官与当地政府勾结狼狈为奸。
咨文下达之日，新任命的全国十大税关的巡税御史姓名都登了邸报，其他各地税关的巡税御史绝大部分也都进行了调整。
以往本属于知府衙门管辖的税关，改作与知府平级。
赵雍的希望落空了。
不过，张居正还是给了自己父亲的面子，将赵雍官升一级，从荆州府同知改授荆州府知府。如此一来，赵雍成为荆州府的一把手，心理上得到了满足。
以往坐在税关衙门值房里，赵雍的感觉就是每天踩着金子银子走路，晚上做梦都是流淌的金银；如今虽然坐在府衙的位子上，权力是大地位是高了，可过手的银钱少了。
所以，此后每任巡税御史来荆州住持工作时，赵雍都想上去横插一脚，因为知道巡税御史这个位子好捞钱。
插上一脚后，“懂事”的巡税御史自然知道“奥援有灵、官官相护、有福同享、利益均沾”的道理，而且稍一调查，就知道赵雍是张文明的座上宾。
知道这个背景，“懂事”的巡税御史更不敢与赵雍分庭抗礼，刻意捋他的“虎须”。所以，前两任巡税御史情知斗不过赵雍，干脆“无为而治”，做一个老好神仙……
还是那句话，人算不如天算。
不料来一个沈振主持税关，将事情闹大闹开了。
再一想到“邵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