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传局的政体方案定不下来，直接影响到政务局政府机构的设计，方声远对宣传局存了一肚子意见，尽管临近婚礼，方声远还是抽出很大精力来与宣传局沟通。他给自己定位是内阁总理，内心当然希望实行宋教仁主张的责任内阁制，但又限于身份不好明言，只能催促洪粤诚的进度尽可能快一些，别将别人的路都挡了。洪粤诚却认为政府的组建与此关系不大，该设那些部局你们设置便是，何必盯着这边？大帅不是已经组建北京市政府以及国安、兵工两署了吗？教育部事实上也成立了，也没有征求过宣传局的意见，那本就是你们那边的事，咱们各搞各的。
方声远反驳道，你说的轻巧！各搞各？怎么能各搞各？大帅一再说我们两家要通气，总统制和内阁制如果没什么区别，你们争吵什么？这就像一个人，脑袋当然是最重要的，有什么样的脑袋就要配什么样的四肢，难道可以抛开大脑不顾吗？
两边都是满腹怨气。
龙谦不大理会两局的争吵，或许觉得吵一吵也不是坏事，最近他一面通过总参盯着北方军区，一面将注意力转到了农业方面。
对于农业的认识，龙谦比他班底的绝大多数人要深刻的多。中国虽然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国，历代统治者好像都很重视农业，理论上农民的地位并不低，士农工商嘛，农民竟然排在了第二位。士大夫们至少口头上不歧视农夫，“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就悬挂在很多高门大宅的书房里，“耕读传家”四个字更是成为无数有地位家庭的门匾，但实际上农民的境遇非常悲催，盖因这个传统农业大国的正税便是农税，而水利设施基础投入的不足，对农业科研的漠视。土地的兼并剧烈，以及逐步增加的正税以外的无数杂税都不会放过农民，令无数的农民濒临破产的边缘。
粮食问题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如遇荒年。逃荒要饭家破人亡的惨剧是难以避免的。增产粮食是历任统治者共同的梦想，但实际上效果极差。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土地兼并的加剧抑制了增产，在农业社会里，土地被视为最珍贵的财富，权贵对土地的掠夺从来没有停息，这是导致土地兼并的根本原因。
教训是深刻的，历代王朝覆亡多是因土地兼并导致的流民暴动，不能说继任着认识不到这点，但从来难以改变这个怪圈。
龙谦在经济局内设了农业处，目的是探索一套拯救农业的政策措施。这方面的设想他跟陈超是谈过的。陈超算是龙谦班底里少数可以与他探讨农业问题的人，但陈超给他推荐的邓公超却让龙谦失望了。农业处成立两个多月，邓公超拿不出一个让龙谦眼前一亮的办法。
投入巨额资金向农业想也不要想！靠工商来反哺农业还是无比遥远的事情，或许在龙谦有生之年都看不到了，怎么会提出如此愚蠢的建议？兴修水利是没错的。国家哪里来的钱去全国大修水利？培育良种也没错，那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龙谦要的是解放农村的生产力，就像他所知道的故事一样，用土地政策的改变来促使农业来一个大翻身，明显地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在解决民众温饱问题之后，还要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金的支持。
邓公超显然完不成这个任务。这个人品德不错，或许可以当个县长。但绝对不胜任指导全国农业革命的重任。做什么事都有一个方法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路径就是人才，方法要自己寻找，而不是依赖上面。就像宁时俊筹建海军一样，必须有自己的思路，而且要保证思路符合最高领袖的总体框架。
龙谦断然换掉了邓公超。将其打发回了山东，他选择了民党成员于右任来接邓公超的班。
于右任是年三十一岁。他是同盟会员，但在同盟会不算是大人物。去年吴念第七师兵临西安促使西安兵变发生，于右任被捕，被拘押了一个多月。随即被点名释放，被“护送”到北京，龙谦接见西安兵变中的有功人员时召见了他，跟他单独谈了半个钟头。这是很高的待遇了，因为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与这位国家的新主人单独谈如此长的时间，随后于氏被安排至经济局农业处工作，担任了邓公超的副手。
邓公超被免职后，龙谦与于右任又单独谈了一次，听了他对农业工作的看法，认为其人可用，于是又花了一个半小时讲述了自己在农业上的基本设想，随即委任其为农业处处长。
龙谦给农业处的任务有三条，一是用抽样的方法对农村土地及农民收入进行调查；二是组建大型的国有农垦农场；三是出台土地方面的政策。
于右任按照这三个方面的要求展开了工作，年前他用一个月的时间跑了山东及内蒙，春节前根据龙谦的指示又带人去黑龙江走了一趟，春节都是在关外过的，正月十五前回到北京，向龙谦汇报了调研的情况。
于右任肯定地说，在北满成立大型国家农场是可行的，吉林不必说，黑龙江北部有大片的荒地，人烟稀少，土地肥沃，满洲大豆是出口极为畅销的农产品，供不应求，所缺的只是人力和资金而已。他还指出，在黑龙江及吉林北部组建国家农场对于巩固国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建议龙谦学习历史上军垦的办法，一举数得。但他对龙谦反对在内蒙垦荒表示不理解，在他看来，内蒙已有不错的基础，放弃太可惜了。于右任还找出了满清近十年来内蒙屯垦的资料，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