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3月，随着临时政府大赦令的下达，寓居国外和被流放边疆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陆续回到了彼得堡。
2月革命发生时，布尔什维克无论在组织上还是思想上都还未为这场革命做好准备。尽管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运动，但总体上没有对2月革命产生重要的影响。当事布尔什维克在全国的组织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全部党员不过2.3万人，在彼得堡不过2000人左右，比起其他政治力量要弱得多。因一大批领袖都不在首都，当时主持中央局的是施略普尼科夫、莫洛托夫等人，对全党的统御力和号召力都不行。另外，布尔什维克中央对2月革命的性质和随后带来的局势判断也存在重大分歧。甚至在彼得堡，布尔什维克都出现了两个领导中心，一个是俄罗斯中央局，另一个是彼得堡委员会。在对待临时政府的态度上，中央局的立场较左，他们发表声明说，目前的临时政府就其实质而言是反革命的，因为它站在了资产阶级和贵族的立场上。因此，同它不能有任何的妥协。中央局宣布，它的目标是建立民主性质的临时革命政府。
在彼得堡工人中有着较大影响力的彼得堡委员会的立场就要现实的多。他的声明说，在临时政府的行动符合无产阶级和广大民主派人士利益的前提下，彼得堡委员会不反对临时政府的权力。这个态度。基本和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的孟什维克基本一致。
中央局试图纠正彼得堡委员会的立场，但后者不买账。彼得堡委员会在中央局召集的会议上说，委员会的主张完全符合现在的情况。符合党的利益。中央局的指示应当交给彼得堡委员会研究，因为它依靠群众。位置在彼得堡委员会之上的中央局却没有彼得堡委员会的影响力，不得不被迫修正自己的观点。
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彼得堡委员会认为应当继续打下去，和平是不割地赔款的和平，而不是屈服。
这种局面一直到三月中旬才得以改变。3月12日，在西伯利亚流放的加米涅夫和约瑟夫回到了彼得堡。他们首先控制了《真理报》这个舆论工具，使中央局的权威得到了加强。但他们还不认为现在就可以将资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加米涅夫在中央局会议上的发言颇具代表性。“我们是否已经成熟到足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了？没有。但这个时刻会到来的。推迟它的到来对我们并非不利，因为我们现在的力量还不够。”
在3月27日到29日的全俄党代表大会上，布尔什维克通过了一项决议，对临时政府采取有条件的支持。这个会议上还决定由加米涅夫、约瑟夫、诺根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跟孟什维克就联合问题进行会谈。
如果局势就这样发展下去，俄国真的要变为一个共和国了。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正在向合法的反对党进展。直到4月初乌里扬诺夫从瑞士破费周折地返回祖国，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才发生了重大转变。
党内高层大人物们考虑和研究的问题距离丘博夫还很遥远，他还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个小人物，区委员会成员，是彼得堡委员会的干部。因为在二月革命中的表现，丘博夫受到了雅科夫等彼得堡委员会高层的重视。在二月革命爆发支持被捕入狱的雅科夫已经被临时政府所释放，但经历了二十余日牢狱之灾的雅科夫还是很感激丘博夫的提醒，如果他当时听了丘博夫的劝告。也就不会被保安局的密探抓走了，错过了二月革命最激烈的日子是雅科夫的遗憾。在这件事里，雅科夫认为丘博夫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和预见力。是一个值得信任和培养的工人干部。
顺便说一句，雅科夫在政治立场上跟彼得堡委员会绝大多数人一样，赞同支持临时政府执掌政权。
丘博夫一直跟他真正的“主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由于他日益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器重，国安总局国际局俄国处加强了对他的控制和培养，他甚至专门被安排在西班牙餐厅他日常的联络点接受了李三才准将的询问和下一步工作的指示。其实他可以直接到涅瓦大街远征军联络处汇报工作的，但李三才还是遵循了国安总局规定的秘密工作的基本准则。没有让这位已经在国安总局供职8年被证明忠诚度极高的外国特工出现在中国军事机关。李三才在二月革命取得成功后根据总局的意见调整了彼得堡站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模式，将彼得堡站一分为二了。分家后的两个站有着严格的分工，彼此绝不往来。其中崛义郎领导的甲站专门负责布尔什维克派，乙站的工作内容则广得多，军队、政府及其他党派都是乙站的工作范围。
李三才单独向丘博夫布置了工作。李三才首先给了丘博夫中国妻子带给他的信，然后祝贺丘博夫因功晋升为上尉军衔。然后开始向丘博夫布置工作。李三才要求丘博夫尽快脱离彼得堡委员会而投向中央局，在适当场合要公开发表反对和临时政府妥协的观点，鼓吹将战争的性质转为国内战争，而不是积极参加欧战。完全不必计较雅科夫等人的态度，他们将会被历史所淘汰。
“你可能会受到打击，甚至被开除出党。但不要紧，这是必要的。”李三才叮嘱道。而在中央局中，李三才特别要求丘博夫注意那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格鲁吉亚人，即约瑟夫先生。李三才给了丘博夫一些绝密的资料，让他在西班牙餐厅的包厢内背熟后当面销毁了。
“将军。我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