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当时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
在原本很少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出没与市集”。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却是被官兵给制造出来的。
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
镇江守将海龄甚至还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
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结果英军还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
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简直就是滥竽充数。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
基于这一思想，当时的英军首领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fu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大清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
对此，一度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
当时的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
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而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因为各种啼笑皆非的缘故，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朝廷正式承认战败。
于是，如何处理“汉‘奸’”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汉‘奸’”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勉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看看英国佬多仗义啊，‘逼’迫朝廷承认战败获取大量好处不说，还不忘记给帮助过英军的汉‘奸’们说说话，这是想要继续扩大中国汉‘奸’群体的节奏啊。
良心真是大大的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