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月二十四，圣主下旨，代王杨侑留守西京，刑部尚书卫文升兼领西京留守，辅佐代王。
三月初四，圣主下旨，越王杨侗留守东都，民部尚书樊子盖兼领东都留守，辅佐越王。
赵王杨杲和燕王杨倓均随圣主北上辽东，参加二次东征。
圣主唯一嫡子，依照立嫡、立长原则，本为唯一合法的皇统继承人的齐王杨暕，既没有奉旨留守都城，也没有远征高句丽，而是在齐鲁剿贼。剿贼应该是地方军政官员的事，现在落在了齐王头上，这显然与齐王在中土崇高的政治地位和他应该承担的政治使命完全不符，由此产生的政治影响不言而喻，齐王沦落了，在政治上饱受耻辱，而更深一层的寓意便是齐王被政治放逐了，齐王被圣主无情地剥夺了皇统继承人的资格，齐王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从已知历史来看，像齐王这样走到悬崖边上的皇子，除非发生奇迹，否则已没有未来。现在乌云笼罩了齐王的命运，接下来不论是圣主还是拥有皇统继承资格的亲王，还是朝堂上的政治对手，都将痛下杀手，以最快速度铲除这个潜在的巨大隐患，可以预见，齐王即便不死，也将幽禁终生，如行尸走肉，相比而言还不如死了好。
圣主于三月初四日，彻底摧毁了齐王仅存的一丝希望，摧毁了齐王本该辉煌的命运，将其打落尘埃、打下地狱，由此可知齐王的情绪有多么恶劣，愤怒、沮丧、痛苦和绝望等等无尽的负面情绪汇成了一股汹涌波澜，完全淹没了他，让他窒息，让他失去了理智。
恰在这时，李子雄来了，大家同为政治上的沦落人，同样要面对直接关系到自身存亡的政治危机，此刻可谓是真正的利益一致，真正的政治盟友，而为了撕裂头顶上的阴霾，改变自己黑暗的命运，逆转乾坤，三个人不得不敞开心扉，坦诚相待，与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的对手们殊死一搏。
李子雄在军政两界德高望重，权术、谋略都很出众，这样一位实力派大佬，在齐王最为惊恐最为无助最为受伤之刻，义无反顾来到他的身边倾力相助，总算给了他一些慰籍，虽然依旧看不到希望，但韦福嗣始终不离不弃，李子雄又舍身赴死而来，好歹还有两位忠心耿耿的臣子愿意与他同甘共苦，生死与共，此生足矣。
齐王慢慢平静下来，理智渐渐恢复，恶劣的情绪也一点点好转。
现在回头看看，齐王不禁为自己当初大胆的逃出东都而欢呼，如果当初自己犹豫了，害怕了，对圣主心存侥幸，没有逃离东都，此刻的结果可想而知，必然已被圣主幽禁，自己在绝望的同时还完全失去了自由，连一丝一毫逆转命运的机会都没有。
李子雄感谢齐王的帮助，若没有齐王居外发展，借助剿贼的机会急速扩张势力，对东都形成威胁，迫使圣主和中枢不得不做出妥协，自己绝无复出之可能。
齐王摇摇手，示意李子雄毋须客套，“形势对我们来说非常危急，二次东征胜利后，圣主回京，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我们。”齐王看了李子雄一眼，郑重问道，“建昌公可有对策？孤危在旦夕，而留给孤逆转乾坤的时间非常短暂，爱卿若有良策，尽管奏来。”
李子雄指指案几上凌乱散放的来自东都的密报，“二月底，圣主下旨，赦免了宇文述等一大批卫府统帅，允许他们重上东征战场，戴罪立功。三月初三，圣主下旨，征发关中十万男丁修筑大兴城。这两道圣旨之间有何密切关系，大王应该很清楚。”
大兴城就是新长安城。先帝开国之初，因为旧长安城破败狭小，且水污染严重，于是在旧长安城的东南方向重筑新城，但开国之初百废俱兴，先帝本着节约之精神，仅在新城修建了中央府署所在的皇城和禁中所在的宫城，历时九个月而成。至于外郭，虽然做了详细规划，但因为投资太大，并没有建设，更没有修筑城墙，当时的意见是暂用旧长安城为外郭，等到国富民强、国力昌盛了，再修筑外郭。
然而，民间财富庞大，贵族官僚和富豪们，还有佛道两教，率先在新城规划之地修建府邸庙宇，营造店铺肆市，久而久之，外郭里坊渐渐形成了规模，已经具备了最后完善的条件，但几十里长的城墙耗费太大，先帝迟迟没有决策。
先帝驾崩后，今上从构筑中土大一统的格局出发，决意迁都洛阳，这严重损害了关陇本土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结果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阻力，但今上和改革派最终还是赢得了以老越国公杨素为首的河洛贵族集团的支持，再加上山东人和江左人的支持，今上遂在旧洛阳城的基础上修建了新城，这就是东都。
既然东都是中土的权力中心，西京的地位就下降了，大兴城的外郭建设也就无限期搁置，但关陇本土贵族集团自始至终都在抵制圣主的迁都之议，即便圣主强制迁都，强制关陇的豪门世家统统搬迁到东都，也未能阻止关陇本土贵族集团要把中土的权力中心重新搬回西京的决心。
这一次机会终于来了。第一次东征大败，不但让圣主和改革派军事上遭受重挫，在政治上也全面溃败，而圣主和改革派为了逆转劣势，决心发动第二次东征，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向朝堂上的保守势力妥协让步，以此来换取保守势力对二次东征的支持。三月初三，圣主下旨，征发关中十万男丁修筑大兴城，其政治意义非同凡响。从表面上看，这仅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