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曜心知肚明，崔宝德实际上已表明了态度，他虽然支持出兵剿贼，但不赞成现在出击，现在不是剿贼的最佳时机，只有等到东都援军来了，卫府军在兵力上占据了绝对优势，才有一战而定之可能，才能将白发贼彻底摧毁。
费曜犹豫了，左右为难，事关身家性命，他赌不起啊。
“目前通济渠还是畅通的，从江南而来的船只依旧源源而至，这是事实，虽然贼寇在大渠上大肆劫掠，但从逃生而来的船夫水手们的述说中可以推断，贼寇并没有赶尽杀绝，还是留有一定余地，其目的不言而喻。”
崔宝德看看面色稍缓的郇王杨庆，又看看踌躇不安的费曜，稍加沉吟后，低声说道，“通济渠既然依旧畅通，沿渠郡县也没有纷纷陷落，那么足以证明，现在通济渠危机并不严重，梁郡的贼势也尚在可控范围内……”
费曜一听着急了，崔宝德的意思很明显，那就是欺上罔下，对上蓄意掩盖事实以欺瞒东都和圣主，对下则消极怠战以求与白发贼形成某种程度的“默契”，事实上也就是照搬去年解决通济渠危机的老办法，但问题是，这一次的通济渠危机和去年的通济渠危机，其本质是不是一样？其目的是不是一样？假如本质和目的都不一样，同样的办法显然解决不了不一样的危机。再说，假如白发贼头脑一热，或者他的手下贼帅们不听他的命令，擅自妄为，断绝了通济渠，那形势岂不失控？
“白发贼再次劫掠通济渠，通济渠危机再次爆发，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费曜说道，“对此圣主早已预料和防备，圣主在离开东都之前已经下了诏令，只要通济渠告急，东都大军就急速支援。现在我们已经报警于东都，东都大军很快就会支援而来，既然如此，我们还担心什么？”
“不担心吗？”崔宝德意味深长地反问道，“东都现在谁做主？他对通济渠形势是否会做出危机已经爆发且正在失控的判断？如果他对我们的奏报持怀疑态度，并且有心利用这场危机来打击朝堂上的对手，那么他是否还会出兵救援？是否会及时救援？如果他及时出兵救援了，又会派出多少援军？如果援军数量有限，不能改变目前我们在通济渠战场上的被动处境，那么我们怎么办？出了事，通济渠中断了，责任是谁的？是我们的，还是东都的？”
费曜的脸色有些难看了，这话怎么听怎么不是味，有挑拨是非的意思，但费曜无力反驳，事实的确如此，今日东都政局与去年相比，矛盾和冲突更剧烈，几乎令人绝望。
去年留守宰执大臣主要承担了稳定京师和统筹粮草的重任，决策权始终被远在辽东战场上的圣主和中枢所控制，而今年留守京师的是一位亲王，皇孙越王杨侗，他拥有一部分决策权，但杨侗年幼，少不更事，所以这部分决策权实际上控制在辅佐越王的宰执大臣手上，也就是东都留守、民部尚书樊子盖。
樊子盖是江淮人，属于江左贵族集团，从基层官吏一步步做起，历任多地行政长官，被圣主看中后，遂青云直上，所以他是被圣主一手提拔起来的、绝对忠诚于圣主的、立场坚定的改革派，今天可以说是权重一时，权倾东都了，但他门第不高，资历声望不够，在东都也缺乏人脉资源，再加上现在圣主和改革派权威锐减，在政治上日益被动，导致根基不稳的樊子盖处境艰难，倍受掣肘，政令出不了尚书台，也指挥不动中央府署，军方对他更是不理不睬。由此可以预见，把解决通济渠危机的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纯粹是痴人说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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