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子盖点到即止，说到这里就不说了，再说下去就触及到了政治上的敏感处，可能会犯了越王杨侗的忌讳。皇统之争的结局向来很残酷很血腥，父子相残兄弟阋墙，人伦悲剧一次次上演，鲜血和眼泪淹没了皇族，怎一个惨字了得，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上的禁忌区，一个不慎就会带来杀身之祸，樊子盖可不想断送了自己的大好头颅。
实际上樊子盖很想直言不讳地告诉越王杨侗，这次通济渠危机的真相就是皇统之争，就是你叔父齐王杨暕试图以武力要挟圣主，重新夺回皇统继承权，所以这次通济渠危机非同小可，一旦处置失当，极有可能演变成兵变。如果齐王杨暕“疯狂”了，联合白发贼攻打东都，那就不是通济渠是否安全，东征能否能够取胜的问题了，而是要爆发一场席卷整个中土的大风暴，后果不堪设想。
为未雨绸缪，为防患于未然，乘着事态尚未失控，乘着齐王杨暕尚在齐鲁，乘着通济渠危机尚未扩大蔓延之前，干净利落的摧毁白发贼，把一场可能会爆发的大风暴扼杀在萌芽状态，肯定是正确的策略，退一步说，即便杀鸡用牛刀，搞得太夸张了，让政敌诟病，留下笑柄，但相比事态失控后可能会导致的恐怖后果，这个代价的付出完全值得。
樊子盖的理由很充分，分析推演都有说服力，表现得非常自信，但崔赜一句话就把他的信心摧毁了。
“卫府直接听命于圣主，不受越王的调遣，亦不受东都留守府的调遣。”
樊子盖哑口无言。
从律法上来说，军政分家，军队直接听命于皇帝，皇帝掌握发兵权，十二卫府只有统兵权，所以除了皇帝，没人可以调遣十二卫府的军队，但特殊情况下，比如依据军兴之法（战时制度），比如有皇帝的先期授权，大臣还是有特定的发兵权。现在圣主远征去了，而通济渠又爆发了危机，急需东都调兵遣将去剿贼，这就属于特殊情况，做为留守东都的越王有权实施军兴之法，但前提是，要征得留守中枢大臣和卫戍东都的十二卫府将军们的同意，因为剿贼不仅需要军队的支持，还需要财政上的支持。
樊子盖虽然是留守东都的第一大臣，但他的权力倍受掣肘和限制，他既代表不了留守中枢大臣们的意见，也无法直接指挥十二卫府，所以他只能寄希望于越王杨侗，由越王出面扛“大旗”，在前方冲锋陷阵，摇旗呐喊，而他躲在幕后“遥控”，但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圣主为了防备权臣利用越王牟取不当利益甚至耍阴谋，当然要保护越王，而这正是越王府长史崔赜的责任。
崔赜一眼就看穿了樊子盖的“阴谋”，毫不客气地给了他“当头一棒”，不到万不得已，越王绝不会介入军方事务，更不会向十二卫府发号施令。对于拥有皇统继承权的亲王来说，一言一行都要谨慎，尤其不要与军方产生瓜葛。在皇统的争夺中，军队的支持虽然不可或缺，但军队支持与否，与你和军方保持密切关系，甚至直接介入军方事务，完全是两回事。
樊子盖郁愤不已，忍不住质问崔赜，“通济渠危机日益严重，东都却置若罔闻，任其恶化，若事态因此而失控，将来如何向圣主交代？”
“你是东都留守，不是河南留守，更不是通济渠留守。”崔赜揶揄道，“通济渠危机，与你何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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