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种制度也有着许多消极的地方，譬如在公平方面，明国普通百姓的孩子依旧可能因为贫穷，从小教育环境、条件远不如豪门子弟；又譬如各种官员利用手中职权的便利，相互为对方的亲人、族人子弟开绿灯等等。
但瑕不掩瑜，这种因材任用的制度远优胜于科举，至少，每科学子生员在进入其职务后，不会因为不懂而外行领导内行。
就象按规定，刑部官员完全从明法、吏治两科学子中遴选一般，至少这两科生员进入刑部，不会连明国法律都一问三不知一样。
而这种官员选拔制度的改变，也极大地改变了明国的政治格局，权力的平衡在打破之后再次得到平衡。
原有贵族豪门势力在初时的不解之后，发现他们依旧能领先于普通寒门百姓子弟，瓜分明国政治权力的大半，所以从反对，至少是抵制转变为拥护。
而普通寒门百姓因为这个选拔制度，有了改变自己命运的出路，虽然难一些，但至少有了希望，于是拥护得更加坚定。
少量直接利益被剥夺的贵族豪门，就算是反对，在这几年明军对外作战的时间里，早被无声无息地消灭。
对于掌控着绝对权力的百里无忌来说，这些人就如同跳蚤，拍死它，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妥协，它不但肮脏而且血腥。
如果少数人反对大多数人。无论少数人掌握的是不是真理，他们的下场绝对是悲惨的。
这无关对错，与道德无关。
天下本就是人所组成。人数的多少决定着什么是“真理”。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句话本就是屁话，少数人掌握的“真理”能叫做真理么？
明国朝堂中，这群三品以下的新势力官员无疑是百里无忌的坚定拥趸。
冯道这派在支持不住的时候，向徐世铭伸出了求助之手。
徐世铭没有接住冯道的求援之手，他选择了中立，但他已经察觉了这一波因政治分歧而引发的两派势力争执。他甚至察觉到了急流涌动的暗波。
徐世铭也不愿公然与这批官员针锋相对。
不是不敢，而是不愿。
徐世铭做为明国最有资质的一品勋臣。他与百里无忌的关系可以说再无人能比拟了。
做为百里无忌亦师亦友的股肱之臣，徐世铭深知，百里无忌护持这批新生代官员的目的。
皇帝步入中年，而当初追随的手下都已经老去。
明国的朝堂迎来了新旧更替的时期。
无论正确与否。百里无忌绝不会再站在老臣这一边，他所需要的是培植新一代的朝臣，以接替自己这一批老臣的位置。
如果老臣是正确的，那么正好激励、鞭挞新臣。
如果老臣是错误的，那么就会成为新臣晋身的垫脚之石。
徐世铭心中无疑是惆怅的，但他能理解百里无忌的心。
从孙光宪突然撒手西去，百里无忌已经明显加快了提拔新人的速度。
徐世铭知道，也许解决了大理国诸事之后，就该是他退隐归田。颐养天年的时候了。
为此，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劝说冯道，修身养性。
冯道历经五朝十一君。早已经是处事圆滑之人，岂会不懂徐世铭的意思。
他从主动归附百里无忌旗下后，就一直夹着尾巴做人，但在兼任金陵学府院令之后，他的心思开始活泛起来了。
学府中的所有学子生员说是天子门生，可又何尝不是他冯道的学生。
冯道虽然没有结党营私的故意。但事实上已经在他的身边围着相当一部分人，冯道终究还是难以自拔地陷入这种朋党格局。
而这种情况自然被徐守仁禀报给了百里无忌。
百里无忌至所以没有立即采取行动。原因是他不急。
百里无忌其实并不十分了解冯道，冯道从郭威代后汉刘知远建立周朝时，投奔百里无忌，属于半路上船的这一种，鉴于其当时已经奉四朝十君，凭此阅历，再则，当时投奔明国的士子文人众多，百里无忌将直接将他放在了丞相的位置上。
百里无忌心中并不认为冯道会有谋反之念，他认为如果冯道想反，当时自己沦陷西域之时，冯道完全可以伙同毋昭裔等人谋反，那样，不但成功的机率会大很多，而且危险性比现在要低不少。
现在的明国，百里无忌的威望达到了巅峰，不但语出成宪，甚至连在朝野，有人敢公然说上一句百里无忌的坏话，都会被明国百姓自发地揍个半死，并扭送见官。
在这种舆论气候下，想反那是自找死路。
所以，百里无忌没有动作，他希望冯道能自省，及时纠正。
结党，哪怕不营私，也是历朝历代被帝王所忌惮的，百里无忌也不例外。
可惜，冯道此时已经不能自拔，太多的人攀附在他的身上，荣辱与共，他已经无法自断胳膊。
而现在被自己的学生针尖对麦芒，这让冯道确实难以下台，最主要的是，攀附在自己身边的这些官员，已经与那些新进官员们对上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何况那些新进官员并非是欲静的树，而是一群血气方刚的年轻人。
冯道数十年“不倒翁”的称号，终究因为颜面，洁身自好了大半辈子，晚节不保。
因为他站错了队。
在朝堂之上，站错队表示着失败，这种失败与人品、道德与关。
只关乎权力。
一旦站错队，轻则丢官罢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