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跋焘想要分田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事实上，从先帝时开始，朝中就曾经有数次上议请求均田。只不过之前的人口太少，良田尚且无人耕种，更别说荒田了。
除此之外，如果国家分配土地，势必要和宗族豪强争抢人口，大量的荫户会因为国家分田而脱户出荫，如此一来，豪强宗族们的反弹肯定极为可怕。
国家的任何一项改革往往都和流血、牺牲、斗争、阴谋联系在一起，也许结果是好的，可是大部分提出改革的先驱者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拓跋焘不光是一个善战的鲜卑君主，也是从杏受汉族文化教导的合格帝王，自然知道这种事不能操之过急。
所以他一直在等。
如今对魏国威胁最大的柔然和胡夏已经被灭，西秦马上也要归为魏境，他有了后嗣，后宫马上也要迎来最大的一次‘联姻’，正所谓朝中朝外局势都很稳妥。
柔然战败使得他俘虏了上百万的人口和牛羊，夏国坐拥河南大片肥沃土地，正是关中的粮仓，如今也都鹃国有，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都全了。
拓跋焘深知无论是鲜卑贵族还是士族高门的利益他都不能动，所以他准备先从他控制的最牢固的平城和被收复的夏国动手，一点一点慢慢推行。
平城自是不用多说，平城不允许大族占田，平城附近的土地全部都是国有，最多不过是一些皇家圈起来的禁田，他若要分田，即使是朝中大臣也不会多加阻拦。
而夏国已灭，新的门阀和势力没有产生，旧有的大族和匈奴人并不能得到北魏原本势力的认同，推行“均田”制最为妥当。
加之夏国境内杂胡诸族林立，杂胡们原本在关外还可以靠放牧牛羊为生，到了关内反倒不事生产，只能成为奴役和苦力，生活的极为艰苦，如今分了田给他们劳作，至少能让成年青壮不会游手好闲，沦为强盗之流。
之前夏国的民族对立比魏国还要厉害，不光是卢水胡，羌人、氐人、丁零人等各种杂胡都在魏境混杂居住，往往呼啸山林，打家劫舍，也有投身军中，混个糊口的。
魏国征伐夏国之后，如何处置这些胡人也成了很大的问题。杀肯定是杀不得的，可是若作为奴隶，则夏境不稳。按照胡人们过去在草原的规矩，这些人战败就可以做“死营”驱使，打仗时冲锋在前作为屏障和炮灰，可如今柔然都灭了，也没大仗可打，养着这么多炮灰反倒虚耗国力。
田地不种就荒，上等田不种，只要两年就会变成中田，中田三年就会变为下田，几乎种不出东西。
如今人口又少，肥料难得，土地经常需要休耕以养肥沃，否则土地越种越干，越重越贫瘠，到最后什么都种不出来。所以土地需要轮流耕种，而且不能空闲太久，否则休耕没把地休息好，反倒休出荒田来了。
这一切都需要人口，大量的人口，原本中原人口不够用，加之各地的宗主包庇了太多的人口逃避赋税，已经让拓跋焘到了一种有田无人用的地步，如今柔然举族被俘的人口却正好可以用来耕种平城和夏国原本境内的土地，只要他们开垦了足够的土地，还赐他们自由之身也不是不可能。
胡人身体素质多比汉人要好，只是不事生产，也不会种地。可是要是活不下去的时候，给他们地、给他们种子、教他们如何种地，自然是比打家劫舍来的安稳也安全。
如此一来，只要几年的时间，退胡为农就变得顺理成章，像是卢水胡人这样已经开始聚族而且有了领地观念的胡人们，也就不会甘冒危险去各国做雇佣军，以杀人越货为生。
拓跋焘所想的可谓是深思熟虑，加之条件已经成熟，又有卢水胡人活生生的悲惨经历在他面前做例子，让他动了推行此政的主意。
土地改革若不推行，常年穷兵黩武，百姓的赋税徭役只会越来越重，国库却全靠战争掠夺获取，只要他有一仗打输了，整个国家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地步。
只是“均田”之政动的大多是地方“宗主”和汉人豪强的利益，鲜卑贵族们拥有的都是牧场，赐田之政对他们影响不大，若真实施起来，说不定各地的邬壁会发生哗变。
但拓跋焘忍了各地林立的邬壁主们很久了，别的不说，就陈郡袁家的邬壁就已经有了切实的证据勾结了刘宋，他早就想要将袁家收拾了。
这些邬壁主“督护”地方百姓，使得政府的人口统计无法计算精确，他们报上来的一户，往往包含五十户甚至更多，北魏的赋税靠“户”计算，邬壁主们一年要吞没无数财富，致使地方宗强势力过大，长远来看，也不利于魏国的统治。
若“均田”推行中受到地方宗主们的反抗，拓跋焘正想趁此机会跳动鲜卑贵族们的帮助，一举扫清境内的邬壁，使得荫户还乡，以三长来征收赋税和调发徭役。
鲜卑旧族们早就和地方宗族之间矛盾重重，拓跋焘下令出击，一定会纷纷响应，甚至不需要朝中调拨粮草。
这些一环扣一环，每一环都牵扯无数的利益、派系，若是推行的好了，可谓是一石数鸟，若是推行的不好，也不过就浪费一些时间，再严重些，恐怕地方上也许会有几场□□。
手握重兵，已经在军中达到鼎盛威望的拓跋焘，完全不惧怕任何□□。
拓跋焘趁着酒醉，将憋在心里许久的“分田”吐露给了贺穆兰，而贺穆兰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分、怎么分、分给谁，而是商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