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学习特征。诸葛亮法家思想的形成是和他青少年时代精读研究法家著作，博采众长分不开的。诸葛幼年时期，齐鲁文化的熏陶，法家人物管仲、乐毅是他们所崇拜的垂范。诸葛亮客居襄阳，隆中十三年，特别是隆中少年的躬耕中，他刻苦学习，阅读了许多政治、经济、军事书籍，精研了历代政治、经济和各学派的政治主张及思想观点，通过分析得出：“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
商长于札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诸葛亮集、论诸子》。他对先秦法家人物特别是管仲、申不害、韩非等人的著作，更是认真钻研，“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诸葛亮传》这些法家著作的学习对他的法家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从《诸葛亮传》载看，他学习不死读书，而是“观其大略”，抓住纲领，体会精要。反对抓住经典不放，寻章摘句，窜凿附会的烦锁考证而脱离现实的儒学之风。他从所读著作中吸取有益的思想和教训，作为观察社会现状和天下形势的借鉴。他“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树立了他远大的理想与政治报负，形成了他的实现国家统一的法家思想。诸葛亮的这一远大报负从他以后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诫外甥书》、《诫子书》、《又诫子书》、《与兄谨言子界书》、《与兄谨言子赡书》中，要求晚辈要有远大志向和奋斗目标可以明确看出。如《诫外甥书》
“夫志当存商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儿之志，燃揭然所存，侧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间，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灵趣，如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兔子下流也”。这段话，可说是诸葛亮青少年时代远大政治报负的自述。
由于以上四点重要原因，使诸葛亮法家思想逐步形成，因而207年刘备“三顾茅庐”时，他能在怪中对策中，为刘备精辟地分析了客观形势，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统一革新法家路线，先取荆州、益州，与曹操鼎立。然后和戒扶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而后再两路出兵，“北定中原”，以成霸业，重建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此后，诸葛亮以自己的法家思想和路线，在中国历史上谱写出了光辉的政治、军事篇章。
二、揭去罩在诸葛亮身上的非法家思想外纱
人民群众出于对法家政治家、军事家诸葛亮的崇敬，经过长期创作，出现了诸葛亮的艺术形象。然在儒家思想成为地主阶级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所产生的文学戏剧作品是为其政治服务的，特别是严重反法倾向的《三国演义》的出现，给诸葛亮身上蒙罩上了层层非法家思想的外纱，歪曲了诸葛亮本身的思想体系。
1、儒家思想的典范，这些作品把诸葛亮装扮成‘克已复札‘、‘忠贞报恩‘的忠臣。说蜀汉是‘严正统‘，曹魏是‘篡逆‘。刘备是‘圣君仁主‘，曹操是‘乱臣贼子‘。诸葛亮是‘兴灭继绝‘的‘正统‘代表。他死守‘士为知已者死‘的封建道德信条和‘‘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天命思想。他头戴纶巾，身披鹤氅，端坐四轮车，手摇羽毛扇，使鬼驱神，予决生死，未过先知，在他身上灌注上了唯心论的先验论和荒诞不堪的迷信思想。把诸葛亮作为儒家封建道德典范，特别是臣道的化身狂热歌颂。然诸葛亮果真终生是为了‘报知遇之恩‘吗事实并非如此，诸葛亮和刘备的结合，固然不排除‘报恩‘因素，但主要是他俩对执行法家路线有一致性。刘各虽有统一天下、建立功业的报负，但他起事时，出身寒微，势力单薄，将只有关张二人，地无一席，前半生目睹曹操节节胜利、两袁失败之因。他本人东碰西撞，走投无路，怎能不考虑选择什么路线问题。诸葛亮生于乱世，志在统一。他亲眼看到两袁推行儒家路线而身取灭亡，刘表、刘璋行儒家割据路线．而芨芨可危。他以法家求实的思想出发，对当时形式势作了具体分析。刘备走投无路，诸葛亮胸却有胸成竹，所以草庐一席对诏，使刘备顿开茅塞。诸诸葛亮一出隆中，使刘备“如鱼得水”，他们先占荆州、益州，在贯彻执行逐步统一天下的这条法家路线的纽带下，使他俩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了。以后事实证明，执行诸葛亮这一正确路线，就便刘备转危为安，由小到大，成为鼎足三分的一国皇帝。所以他俩的结合是为了推行统一前进的法家路线，重建统一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并非“兴灭继绝”、已复礼”。
2、“神机妙算”的神仙、隐士。说诸葛亮这位隐士、“神仙”能“夜观天象”，子知“刘表不久人世，刘璋非立业之主，久后必为将军”。草船借箭的前三日就算定有大雾。他“未出茅庐，已知三分天下”等等。事实上这是诸葛亮善于运用法家求实思想，观察社会现实和自然现实，调查研究，-并对客观形势，作具体分析研究总结而得出的结果。绝非是“神机妙算”、“未卜先知”。假若诸葛亮只是位“驾小舟旅于江湖之中，或访僧于山岭之上，或寻朋友于村落之间，或乐琴棋于洞庭之内”的“隐士”，不是“商卧”，就是“闲游”，恐怕连益州在哪里?曹操是何许人也都不知道，岂能对当时形势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