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敌大乱之遭，以威武力政，诛暴讨遭，所以有国家安社稷之计”。他还说：“国以军为辅，群以臣为佐，辅强用国安，辅弱别国危”。所以在诸葛亮以法治军的伟大实践下，使军队成为保卫和巩固蜀汉政权的可靠工具，为贯彻诸葛亮法家统一革新路线起到坚强柱石作用。
4、“治国之道，务在举贤”。先秦法家用人主张；“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诸葛亮总结历史经验，得出可靠结论：“桓公以管仲如霸，秦王以赵高丧国”。“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前出师表》。据这些有益经验，他认为：“治国之遭，务在举贤”。怎样才能举贤?他采用；“懊人择之，不自举；使法量功，不自度”
《兵要》的办法，依靠部下，通过评议，按法令来推荐。这样使“能者不可蔽，不能者不可饰，忘誉者不能进也”《兵要》。他以“民之五害”作为考察、升免官吏的标准。披如州书佐蒋琬，他认为是：“社稷之器”，特推荐提拔，魏国降将、天水冀人姜堆，‘思虑精密”，“深解兵意”，是“凉州上士也”，故破格重用。由于他以先秦法家用人路线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这样的组织路线为贯彻他的法家统一革新政治路线起了巨大作用。
5、盐铁官营，劝务农桑。诸葛亮在经济政策上吸取前汉法家人物的理财经验，实行盐秩官营，设置了司盐校尉和司全中郎将，专省炼铁煮盐，抑制豪强垄断盐铁生产，增加了蜀汉财政收入，仅盐业一项，“利入甚多，有裨国用”。同时，请葛亮极为重视农桑生产，提倡“劝务农桑”。他率先垂范，鼓励子孙家人耕种农桑，精心组织蜀国的种桑养蚕，织锦生产。形成了川西平原“栋宇相望，桑梓连接”，“技巧之宋，百室离房，机抒相和”的繁荣景象(《张膏传》)。使蜀汉“决敌之资，唯仰锦目”。并将蜀锦生产由成都平原推广到南中地区产品远销吴、魏，其收入是蜀汉军费支出的主要来源。“务农植谷”，“闭关息民”，“功分务穑，以举民财”是诸葛亮的一贯法家政蛤、军事主张。如在甫征中，“今士兵种蔓菁于山谷”，“以济军食”《刘禹锚嘉话录》。“命人教打中以伐刀耕”冯苏《滇考·诸葛亮武襄修南征》，使西南少数民族“渐去山林，徒治平地，建成邑，务农桑‘《同上》。在北伐中，“休士劝家”，“分兵屯田于渭滨”。为促进农业发展，他提倡兴修水利，特设堰官，派1200多人常驻成都堰区，组织、管理、修筑堵葛堰，以利灌溉。为促进文化交流和经济生产，改变“益州险寨”，交通不便，诸葛亮组织军民在川陕边界“凿石架空”，修复秦栈遭。在白水关至成都建驿站400余处。在越崔郡开山凿石，修筑了一条“石蹬崎岖”的山路。诸葛亮为限制豪强地主对农民过分压榨，“铸直反钱，平诸物价，今吏为官市”《刘巴传》，稳定农民，使农业得以发展。蜀汉经济，虽处连年战争，但在诸葛亮法家思想路线的实线下，成都平原仍显出“沟洫脉散，疆里绮蜡；黍稷油油，士稻莫荚“(左思《蜀都赋》)和“田畴辟，仓事实．器械利，蓄积饶”《诸葛亮传》的繁荣兴旺景象。
6、
“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诸葛亮为实现法家统一革新政治路线，针对西南、西北地区多汉、戎、夹杂居特点，他的法家思想在其民族政策上做出了伟大实践，一反儒家掠夺、屠杀、镇压之法．采取“西和”、“南抚”。雄护了蜀汉政权内部的安定团结，对外一致抗曹。这是先秦家法人物没有提出过的。如在平南中，除惩治镇压与蜀汉政权为敌曲首要分子外，对上层叛乱首领孟获也采取了“兵战”马“心战”相结合的策略，在武力威服同时，敦抬攻心，“七擒七纵”，经传投降，并任丞相府呻丞之职。对愿与蜀汉合作的上层人物，采取“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政策，选任为郡、县至中央官吏。使南中地区“不留兵，不运粮、而纲纪粗定，夷汉粗安”《谕谏》。北伐中西和诸戎，联合羌胡，破格重用人之杰、天水姜维，使各族人民和睦相处，建立起一支以各族人民组成的抗曹联军，促进了蜀汉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族人民的融合，为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7、
“外结好孙权”，联吴抗曹。这是诸葛亮为实观其法家统一革新战线，在草庐中制订的战略方针。实践证明，能否坚持它，关系到蜀汉的胜利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