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原本历史中的“俄罗斯人队”，已经提前数年被弘毅变身为“阿尔巴人牛录”，彻底从官方文献中提出了“俄罗斯”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名称出现在大清军事建制中的可能性。非但如此，原本历史中的所谓“阿尔巴津人”，也悄无声息的被“阿尔巴人”所取代。
千万不要小看这两者之间仅仅一个“津”字的差别，这可是本质的不同！阿尔巴西也好，阿尔巴扎也罢，都是达斡尔人的头领，此人必须算作是中国之人，那就不应该采用俄国化的名称来指代。
俄语中，“某某津”往往代表这个地方是“某某城塞”的意思，阿尔巴津作为一个地方，就是说是阿尔巴的城塞之意。弘毅自打一开始就有一回避这个“阿尔巴津人”的说法，直接用“阿尔巴人”来代替。如此一来，无论中俄双方哪一边，都明白这些人来自何处，为何而来。充其量将来的历史文献中，中俄双方各说各话好了，而不是中国人居然用俄国人的地理名词来指代自己民族构成中的特定人群。
后世历史文献中出现的“阿尔巴津人”，说白了其实就成了“在华俄国人”的指代，很不合理！这也是改革开放之后，很多阿尔巴津人的后代居然要去已经在俄国境内的雅克萨村去“寻根问祖”的历史渊源所在！
不仅如此，由于清代没有从根本上处理好“阿尔巴津人”的问题，造成了东正教堂而皇之的进入中国，贻害延宕到了改革开放时期。
清朝统治者一向把旗人视为“国家根本”，雍正朝之后就严禁他们皈依西方“洋教”，却主要是针对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对俄罗斯归附而来的旗人的东正教信仰，清代统治者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宽容。
在雅克萨来归之人中，有一个叫做马克西姆?列昂季耶夫的，是教堂司祭。于是康熙就把胡家圈胡同内一所关帝庙赐给他作为临时教堂，还授给列昂季耶夫七品官衔。让他主持教堂活动。这座教堂称为尼古拉教堂（后称俄罗斯“北馆”），是北京的第一座东正教教堂。
于是，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俄国派遣的第一个传教士团到达北京。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订立了《恰克图界约》，其规定，传教士团每10年(后改为5年)轮换一次，每次由大约4名神职人员和6名世俗人员组成。该条约还允许俄国东正教会在北京建立新教堂。新教堂地址选定在北京城南部的东江米巷（即后来的东交民巷），称“奉献节教堂”（后称俄罗斯“南馆”）。俄国传教士团随即由北馆迁入南馆。
至此，俄国东正教终于实现了在中国政治中心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传教据点的愿望。俄国政府派遣传教团到北京，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维持北京俄罗斯人的东正教信仰；其二，完成俄国政府的外交任务，向俄罗斯商队提供住所和帮助。并多方面研究中国。
为了减少清廷疑忌，传教团采取了一些迎合中国习俗的宣传方式，如他们把东正教称为天主教；把东正教堂，对外称为“庙”（罗刹庙）；把天主称为“佛”，把教士称为喇嘛（藏传佛教的僧人）等等。掩人耳目的做法不一而足。
尽管传教团付出了很大努力，但他们在北京俄罗斯人（阿尔巴津人）中传播福音的努力并不顺利。大多数阿尔巴津人在定居北京不久之后，就迅速疏远甚至背离了东正教。他们既不到教堂中领洗，也不到教堂做忏悔、领圣餐，甚至婚礼和葬礼都改行中国传统方式。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中期，俄罗斯人与教会的关系才出现很大转机。咸丰八年后，各国教会获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的特权。北京东正教传教团在俄罗斯后裔中的传教活动取得显著成效。据1892年（光绪十二年）的教徒名册统计。北京的东正教徒一共有459人，其中俄罗斯后裔149人，中国人310人。
为什么俄罗斯后裔重新皈依东正教？除了宗教感情外，很大程度上应是一种基于实际生活的选择。晚清以来，国势日衰，各种教会因有西方列强做后盾。在中国的势力和影响迅速扩大。入教之人不仅可得到教会的庇护，在就业、医疗以及子女就学等方面也有更多机会。在这一点上，北京阿尔巴津人与中国其他教民的选择如出一辙，也无可厚非。
尤其是进入20 世纪后，俄国东正教教会确立了神职人员本土化的发展战略。首选的仍然是阿尔巴津人。阿尔巴津人后来发展为五大家族，即罗、杜、姚、贺、何等中国姓氏。新中国成立后俄国驻华宗教传道团离开北京时，北京东正教会改为“中华自治东正教会”，其教会事务就由阿尔巴津人后裔姚福安大主教领导。曾经主持天津教堂的杜立昆也是阿尔巴津人的后裔。
这种情况持续至今，阿尔巴津人成为目前俄罗斯东正教教会重新回到历史的积极支持者。1962 年北京的姚福安大主教去世，紧接着1965 年上海的西蒙主教也去世，中华自治东正教会陷于群龙无首之处境。“文革”期间，中华自治东正教会遭到重创，大部分地区的教堂被焚毁或者被拆除。也因为中苏两党关系破裂，导致中苏两国关系中断近30 年，直至1989 年中苏两国才恢复正常关系。
但在多年的折腾之后，中华自治东正教会元气大伤，老一代的神职人员逐渐老去，本来人数不多的老一代教徒死亡大半，人数锐减。随着中俄关系走向正常化，中华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