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经常翻越那道横亘在西下川与村东的深壕，因为这条十多米宽的壕沟上没有桥。
不下雨的时候，水很少，光脚趟水就可以过去，这条壕沟有上岗下坡，我过沟的地方正好是浅流，雨水大的时候也只能没过膝盖。
但每过一次这道壕，就像爬过一座山，因为这壕沟也有六七米深。幸好爬过去时有一棵年老的榆树，可以把手搭在它的树干上，喘几口大气。
天热的时候还会给点阴凉和抚慰，春天时顺便爬上去够几把榆树钱儿塞进嘴里，咀嚼着那翠绿的甘甜，然后向大爷家走去。
而大爷家的那三间总是破破烂烂的土坯房，在我的眼里就像布达拉宫一样。每一次见了每一次欢喜，就像磁石一样，深深的吸引着我童年所有欢愉的时光。
大爷家的屋很黑，白天的时候也不怎么亮堂，屋里的墙上糊着过年时我父亲从公社的电影管理站拿回的报纸，报纸上又贴着电影的宣传画报。
靠着东墙放着的那口已经看不清颜色的大柜，在依稀可见的斑驳油漆中，断定那是大爷大娘结婚时候最贵重的物证。
在离柜子一尺多高的墙上挂着一面相镜子。里面充斥着东倒西歪摆放着的黑白照片。
之所以东倒西歪，是因为大娘追求这样的美感，她叼着大烟袋的样子，摆放相镜时很有艺术家的酷炫。
她把烟袋嘴在没有用手扶烟袋杆的情况下咬得嘎嘣脆响。口水滋溜滋溜的在嘴里咕噜着，马上垂出涎又被大娘熟练地吮吸回去。
而大爷那张穿着军装别着一杆真枪的照片，却被她规规矩矩地摆在相镜子的正中间。一边端详着，一边把外的响。
我有时会淘气地去抢大娘的烟袋，大娘的烟袋是不离嘴的，也只有这时，大娘才会把她的烟袋从嘴里拿出来，假装用烟袋锅去敲我的头，眼睛眯眯着，嘴里骂着:“去你奶奶个孙子的！“
不管春夏秋冬，当我穿过堂屋（叫外屋地下也是厨房）迈进东屋的门坎子时，大爷每每都迎合着我的视线，坐在炕沿边上，靠着那口大柜，他身后的背景是层层叠叠的花色污浊的被垛。
他的一只腿习惯性地盘着放在炕沿边上，另一条腿搭在这条腿上。脸上的笑容总能让我感觉自己像是公主。
“英子来了，吃没吃饭？“不管什么时候，大爷看见我就问这句。
大娘的大饼子贴得相当的诱人，闪亮焦黄的，松软可口，而母亲贴的大饼子总是对铁锅不死心塌地，像鸭子看见水那样，奋不顾身地往锅底的水里出溜。泡在水里的大饼子，就像鲁迅在日本喝的芋梗汤，令人难以下咽。而母亲也很少贴大饼子。
其实我经常光顾大爷家，不畏壕沟的艰难险阻，也有对大饼子的觊觎。大爷似乎很懂我的意思，经常从大娘藏在撑起被垛的木板下掏出个笸箩，拿出个大饼子对我说:“吃吧！“
我不装假地接过来，马上吃起来，大爷一边笑着一边卷他的旱烟，大娘也眯着眼睛笑。
冬天的时候在大爷家总感觉不到冷，大娘有火盆，大娘盘腿坐在火盆旁抽着她豁了嘴的烟袋，大爷的手很巧，总也不闲着。剪纸，做风使篓，扎蝈蝈笼子，糊彩纸灯笼。
在我的记忆中感觉大爷无所不能，我童年的玩具都是大爷给我做出来的。我和大爷家的堂姐同年，她只比我大一个月。大爷不管做什么玩具都给我先做，然后才能给堂姐做。
大爷抗美援朝回来就在生产队当保管员，大爷如果在生产队，我也会跟着大爷去生产队，有时生产队漏粉，我就和芬姐两个在晾粉条的架子下，爬来爬去找粉耗子吃，大爷还会给我们俩个烧粉条。
这样可以一整天不用回家吃饭，因家里孩子多，母亲也顾不上我。父亲总是出差或者下乡。很少见到他。
生产队的那铺炕头和炕梢之间可以用遥远来形容的大火炕，总是被大爷把玩累了的我安置的好去处。
大火炕上经常有说书的打板先生，拉胡琴儿的盲人，唱大鼓的，唱二人转的，还有放电影的，耍猴的。都在这铺炕上羁留。而我很少在那里过夜，大爷总会在半夜里把熟睡的我背回家去。
在以后的岁月里，大娘早早就过世了，大爷给三个堂哥都娶上媳妇后，把房子给了二哥住，带着四哥和芬姐在我家西边隔着一条西甸道的西南处，买了周方屯的两间草坯房。
房屋已经破烂不堪了，对于我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我每天的空闲时间都在这里打发。
芬姐继承了大娘贴大饼子的技术，有时赶上饭时，大爷就又会冲着进屋的我说:“英来了，快吃个大饼子，你芬姐刚贴出来的。“
“大爷，我刚吃过了，你们吃吧！“长大以后的我比小时候含蓄了一些，冲着大饼子也可以把口水假装咽唾沫般的送回肚子里。
“老丫，给小英拿碗筷去，她小时候最爱吃你妈贴的大饼子了。“
芬姐连嗔带怒地把我推到炕桌边，“上这来还知道装假了是不是？让你吃你就吃，小时候可不这样，越长大越回陷。“
吃着芬姐贴的大饼子，看着大爷家那台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的最小面积的黑白电视。老大不小的芬姐却喜欢看动画片，我也敷衍着看。
有次我在大爷家又饱腹了之后，跟着芬姐收拾碗筷，大爷喂牛去了。碗筷都被芬姐放进了那黑糊糊的碗架子里，锅台和锅盖也被我擦得干干净净。
“英，隔壁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