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真得死于谋反吗?

恐是未必。

秦惠文王嬴驷车裂商鞅的理由,仅仅是之前的太子太傅公子虔等众人捏造的谣言,不但没有真凭实据,而且定罪极快,所处的刑罚更是残酷之至。

《战国策》曾记录了秦孝公病重时,曾主动提出把秦国国君之位禅让给商鞅,而商鞅惶恐,并没有接受。秦孝公当时的太子嬴驷已经成人,他是出于怎样的考量想要禅位于商鞅,而不是按照宗法规矩,传位于既定的继承人嬴驷,仅仅是因为商鞅于秦国有大恩,还是商鞅一个卫国人,比嬴驷更合适来治理秦国?作为太子的嬴驷,若是知晓秦孝公这样的举动,难道会无动于衷?

传闻鬼谷子在分析各国局势时,对商鞅曾评价道,商君若是长寿,必不得好死。

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如此成王业,兴霸图的商君,为何会不得好死,以致秦孝公临死前,都在处心积虑地为商鞅埋下滔天祸患,甚至传言留下遗诏,让秦惠文王诛杀之?

一言以蔽之,帝王心术。

中国自出现帝王以来,在位的帝王,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自己的王位不保。他们恐惧庶民百姓,恐惧将军士兵,恐惧文臣士子,恐惧宫妃媵嫱,恐惧奴隶奴婢,恐惧敌国外族,恐惧天灾人祸。这些帝王们,无时无刻不活在恐惧之中,猜疑身边的每一个人,猜疑发生的每一件事。而一旦他们不恐惧了,这些帝王的末日,恐怕也就不远了。

对于秦孝公而言,商鞅已经替他完成了变法,秦国新法已立,新都已定,商鞅已经实现了所有秦孝公寄予他的期望。而此时,商鞅已经成为秦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良造,成为改革的最大利益者,集变法威望于一身,国人皆知商君而不知太子。更妙的是,秦孝公一直在为商鞅变法保驾护航,缓和改革派与宗室及守旧派的矛盾,宗室及守旧派所有的矛盾却全部集结于商鞅一人身上。

自古以来,所有辅佐帝王成就一番功业之人,往往逃不开狡兔死,走狗烹的下场。远的不说,吴越争霸时,范蠡文种辅佐勾践卧薪尝胆近二十年,才使得越过重新发愤图强,灭吴称霸。之后,范蠡婉拒了勾践的高官厚禄,功成身退,从而能够逍遥于五湖四海。而继续想与勾践同富贵的文种,最后只有一杯毒酒,死无葬身之地。

秦孝公临终时,所提及的禅让之言,就是他作为君主,对于商鞅最后的仁德。若商鞅能够领会秦孝公的深意,不再恋栈权位,甘于辞去大良造之位,从此如范蠡般闲云野鹤,还是能有善终的。

但是商鞅没有这么做。

那对于继位的嬴驷来说,这么一个集变法威望,实权,及宗室权贵怨恨于一身的商鞅,残杀之,既可以立竿见影地确立刚刚登基的威信,又能缓解与宗室权贵的矛盾,更能把所有的军政大权牢牢握在自己手中,何乐而不为呢?

而商鞅之所以会死得如此凄惨,就在于他舍不得变法带来的威望和权势,看不清自己作为秦孝公一枚棋子所处的形势和格局,辨不明秦惠文王只会杀了他而绝不会让他逃至他国的心思。

立身不正,所为失当,身处商鞅如此地位,必不得好死。

与帝王关系亲密如周成王叔父的万世圣人周公,也因帝王之疑,不得不避难远走;与秦孝公君臣相宜,于秦有不世之功的商君,也因帝王心术,得了车裂之死。替秦王游说各国,以连横之法说服各国亲秦,两为秦相的武信君张仪,作为一个魏人,真得能得秦王全然无他的信任,并能够得享富贵,最后寿终正寝?

晏希音的神情始终带着笑意,但在张仪的眼里,却好似要谋夺他性命的恶鬼一样可怖。

他长期以来,以为自己得到秦王重视,甚至能够与大良造公孙衍相比,而真正的事实是,自己从来就如同一枚棋子一样握在秦王手中。

秦王为何要重用出身魏国的自己,而不是秦国本国大夫,除了自己的确有所才能以外,恐怕就是因为自己在秦国没有任何根基,即便是诛杀全族都于秦国无任何关碍。

恐怕就连名垂千秋的商君,受到重用,都有这个原因存在。

只要秦王一个念头,他便随时会危如累卵,恐怕连死得全尸都是奢望。

他以往以为的春风得意,以为的位高权重,竟比梦中幻象还要可怕。

晏希音嘴角挂着随意散漫的笑容,“我这里也有一个故事,甚是有趣,还望能博张子一笑。”

“传闻韩国国君曾有一宫妃何氏,生得貌美,又善解人意,甚得国君宠爱,几度想扶立何氏所处公子为太子。何氏出身低微,却与当时韩国一位何姓大夫有远亲,便想方设法欲同这位何大夫联亲。怎知这位何大夫刚正不阿,根本不欲与这位何氏夫人有联系,从不理会这位夫人的善意。但是这位何氏夫人傻啊,经常拐弯抹角地为这位何大夫在国君明前陈情邀功。外人看见,都觉得何氏夫人待真正的亲人,也就不过如此了”她理了理自己的披帛,喝了一口宫人随身携着的热茶,继续道,“奈何韩国王后出身高贵,嫡子更是长得有勇有谋,国君重病去世后,王后所出嫡子继位。这位何氏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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