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19世纪中叶，一种可怕的、导致马铃薯腐烂的卵菌席卷爱尔兰，由此引发了一场严重的粮食危机，但在那个时代，上百万人饿死的惨剧是完全可以也应该避免的，要知道当时的英国正处于其顶峰的维多利亚时期，并且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是公认的世界工厂，无论在殖民地、政治制度、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领世界潮流之先，是一个拥有地球近四分之一陆地和近四分之一人口的庞大殖民帝国。可是在面对爱尔兰的史无前例的大饥荒时，英国政府对爱尔兰民众的生死漠不关心，并任由灾情蔓延，赈灾措施既不得力又极为缓慢，而且为了可笑的面子，英国政府对其他国家出于人道主义的救助横加阻拦，一个流传甚广的例子就是奥斯曼苏丹宣布将寄送1万英磅给受灾的爱尔兰农民，但维多利亚女王要求他只能捐1000英磅，理由是她本人才捐了2000英磅。
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英国在大饥荒期间即1846年废除了《谷物法》，破坏了爱尔兰粮食自由输入英国的权利，使爱尔兰的小麦失去了它在英国市场的垄断地位，从而反过来破坏了爱尔兰的农业经济。在爱尔兰的英国地主，自《谷物法》废除后，无视爱尔兰的饥荒，多半由种植小麦改为经营畜牧业，大大减弱了抵抗饥荒的能力，从而相当程度的加重了饥荒的发展。
英国政府在爱尔兰大饥荒中的荒诞表现并没有削弱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威望和影响力，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里，日不落帝国依然保持着上升势头，其殖民版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达到了又一个顶峰。对爱尔兰而言，与英国的裂痕已到了无可弥合的地步，而不同寻常的人口曲线（由于死亡和大量移民，爱尔兰人口从灾荒前八百多万锐减至四百万）对整个民族造成了深刻的精神创伤，但这种精神创伤也使得爱尔兰人散居各地却保持着尽可能的联系，这一切都使得饥荒后的爱尔兰有着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品质，一种因为饱受磨难而变得坚韧刚强的稀有品质，它的名字就叫做爱尔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