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独尊儒家，人人都是满口仁义道德，除了那些被士人所轻的商人，大都不愿谈金讲银，作为一国之尊，对此更要谨言慎行，所以我对王承恩讲出这番剖心置腹的话，令他心下感动。
我正色道：“国家正处危难之秋，朕与你要戮力同心方能化解危局。”
我和王承恩一起商量有关魏党的处理问题。
首先将魏忠贤的残党肃清，再把一些贪墨严重的官员扣上魏党余孽的帽子，家产予以查抄。
这条是我提出的，钱我是不会嫌多的。
至于查抄所得，十中抽二，一份赏赐王承恩，另外一份赏赐参与查抄的相关人等，剩下部分归入内库。
我很明白，这年头你不主动出点血，别人就会让你大出血。
魏忠贤曾向军中派遣了大量太监，作为监军，这些太监不懂军事，只会胡乱指挥和贪墨军资，为祸甚烈。本来明朝的军队就是出了名的弱，要是再加上这些变态，军队岂不是要变态的弱。
我还有几条生财的路子，要让王承恩来办，只是饭要一口一口吃，事要一件一件办，现在还不是谈的时候。
最后我补充道：“有些人的钱会藏的比较隐蔽，所以要多加问询（拷打），因为棒打不仅能出“孝子”，还能出“银子”。”
现在的大明朝，不缺孝子，就缺银子。
王承恩不禁苦笑，看来皇上是抄家抄上瘾了！
新官上任三把火，王承恩刚做上大总管的位子，烧上几把火树立起权威，也好为我制衡朝廷百官。
做皇帝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必须让各方势力处于微妙的平衡之中不能让一家独大，这样皇帝居中协调才便于统治。
我拿起那方端砚道：“可知此砚的出处？”
王承恩想了一下道：“此砚为太史砚，采用出黄山罗纹山旧水舷坑歙石良材所为。石色青绿，细罗纹及青黑晶莹的角浪纹（即角浪罗纹），质坚密莹润，有锋芒易下墨。”又道：“这是内务府特别为皇上精心挑选的。”
王承恩说的许多专业术语，我都不明白，但我明白这是一方好砚。
我对端砚有了些兴趣，道：“那如何才能辨别，端砚的好坏呢？”
王承恩道：“一方砚石之好坏要看石质是否细腻以聚气，但太细腻则不易发墨。”
我将太史砚翻转过来道：“这砚后的题字是何人所为？”
王承恩道：“苏东坡的诗作。”
我道：“是宋朝的苏东坡？”我刚问完就大骂自己愚蠢，除了宋朝的苏东坡还能是有谁。
果然，王承恩道：“皇上英明，正是前朝宋国的苏东坡。”这也叫英明，比讽刺我还让我难受。
王承恩不是鉴宝大师，却能把此砚解释的如此清楚，摆明了是他找来的，现在却不明说此点，很值得玩味啊！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稀少和最美的东西，往往会被皇家垄断。
建朝达两百余年的大明皇宫内更是藏着无数瑰丽的中华珍宝，等待着我去发掘、欣赏。
可惜后世出了个败家子——满清，它的落后和无能使中华屡遭劫难，各类国宝流失大半。
既然我来了，就不能让这样的屈辱历史重现。
王承恩离开后，我倚靠在椅背上暗忖，现在内帑存有白银四千余万两，加上王承恩还能抄回不少来，够花上一阵子了。
现在我新皇登基必须加大力度巩固皇权，只有皇权巩固了才能上令下达，减少阴奉阳违的出现，为以后的制度改革铺平道路。
明朝的政权形式，只有两个字能形容——奇特。
太祖时，皇权与相权两权相侵，于是太祖罢了丞相，让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
但国事繁多，太祖日夜操劳，深感力不从心。
为缓解日益繁重的国事，只得加设殿阁大学士以为顾问，增设通晓文墨的内官提炼公文精要。
而后，逐渐演变为皇帝不再亲自处理国政，由殿阁大学士带领文官来处理，皇帝则保留对官员的生杀任免大权，又以司礼太监掌国玺来制约文官。
这也是大明后期文官和太监是死敌的原因。
但这种制度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下来。
皇帝可以勤于政务，就像历史上的崇祯；也可以做个甩手大爷什么都不管，就像万历老乌龟。
万历做了四十八年的皇帝，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所谓千年王八，万年（万历）龟，称其为老乌龟最合适不过了。
其他皇朝的皇帝就没这么好命了，瞧瞧秦二世嬴胡亥，只是吃吃喝喝不理朝政而已，结果就被太监赵高给鸩杀了，二十四岁就“英年早逝”不说，还险些死无葬身之地，惨啊！
崇祯朝恐怕是历史上最多灾多难的朝代，人祸就不说了，天灾还超频繁，这还让不让人活了。
陕西马上就要爆发农民起义了，怎么办？
想到这里，我除了头痛还是头痛！
徘徊许久，苦思到肠断，终让我想起了后世的一句经典名言——枪杆子出政权！一下子豁然开朗了。
我现在要钱有钱，要技术有技术——造枪，还怕建州跳梁和拿着几根破竹竿子的农民（揭竿起义）吗？
我拍了一下脑袋道：“有了。”看到太监小德子偷偷看我，立即停了下来。
做皇上了，风度很重要，没有了它即便是别人尊重你也是流于表面，不利于驾驭下臣。
我刚刚那么激动，是因为想出了一条对付农民起义的“毒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