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在整个大泽山区，民兵以麻雀战配合地雷战。只要敌人一进入根据地，便“时时枪声响，处处地雷炸”。有的伪军说：“不长铁脑袋，别再想到大泽山里去！”
在山东的其他地区，也广泛地开展了地雷战，同样取得了重大成绩。海阳民兵也以地雷战闻名于整个山东。他们根据斗争的需要，创造了10多种地雷和36多种埋雷、设雷方法，从简单的铁雷、石雷、拉雷、绊雷，发展到复杂多变的飞行雷、马尾雷、防潮雷、子母连环雷、慢性自燃雷等等；从单一的沿路埋雷，发展到村村设下“地雷宴”，门上挂雷，草堆藏雷，家家有雷，人人会布雷。在抗日战争期间，仅海阳一地，就涌现出“模范爆炸村”3个，民兵“爆炸英雄”、“爆炸大王”11名。莱芜县李念林爆炸队，在章丘至雪野的公路上埋设了8个钉子雷，一次炸死炸伤敌人30多名。沂南县在1945年5月的反“扫荡”中，共打死打伤敌人231人，其中被地雷杀伤的有97名。在平度东北杏庙村，只有百来户人家，同大田的日伪军据点仅隔一条河，该村的民兵以500个地雷摆开地雷阵，与大田之敌隔河对峙，敌人始终不敢进犯。
地雷战给日伪军造成巨大的伤亡和心理震撼。伪《新民报》因此惊呼：“踏进匪区，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愿亲人早日养好伤”
八路军的游击战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包括人力和物力等各个方面的支援。由于游击战流动性强，部队分散，对伤员的救治和护理成了八路军的一大难题。根据地内的广大人民群众主动承担了这一任务，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西墙峪村位于沂蒙山腹地，地处鲁中根据地的中心地带，全村只有十几户人家，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却成为共产党、八路军的一个坚强堡垒。1939年，八路军的野战医院驻在这个村。为了掩护伤员，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秘密挖掘山洞，山洞挖好后，再用石头等物进行伪装，不知情的人很难发现。1940年后，日军经常进行“扫荡”，在每一次“扫荡”前，医疗所将伤员疏散到村里，每家都分有几名，然后八路军作战部队和医疗所的医护人员撤离该地，以避开敌人。平时，伤病员分散在各家养伤，一发现敌情，全村立即行动起来，将他们安置到挖好的洞子里。晚上，抽开洞口的石块，给他们送水送饭。
当时村里的伤员，大多数是上级党组织有计划安排的，也有的是村民们自己找到的，或是伤病员们自己找来的。1940年的一天，村里的游击小组在村外发现一位躺在血泊里的八路军战士。敌人的子弹从他的后腰打进去，从前腹穿出来，已经奄奄一息。游击小组立即将他背回村里，藏在一个山洞里。为了给伤员止血消毒，张恒乐的母亲满山遍野寻来败毒草和艾蒿熏伤口，又用干牛粪烧成灰敷在伤口上。村妇救会长拿出自己仅有的半床褥子给他披上，换下他身上的血衣。
在残酷的对敌斗争中，村党组织和群众掩护伤员的办法越来越多，越来越巧。有一次，村妇女主任张梁氏家掩护了3位体弱的八路军女同志。平日，张梁氏精心护理她们，待她们像亲闺女一样。一天，日军突然袭击村庄，张梁氏不慌不忙地抓起一把灶底灰，往3位女同志的脸上一抹，嘴里安慰她们：“闺女，不要怕，大模大样地到灶屋里做饭去。”不长时间，日军进了家门，哇里哇啦地往里闯。张梁氏迎上去说：“皇军，别进去了，俺三个闺女都生了病，还没好呢，您可别吓着她们。”日军伸头一看，见屋里烟雾笼罩，3个灰头土脸的农村姑娘正在忙忙碌碌地烧水做饭，也就悻悻地走了。在掩护伤员的过程中，村民们总是把危险留给自己。1941年秋天，5名八路军伤员在张效治家养伤，遇上日军偷袭。张效治赶紧背起重伤员，扶着轻伤员，让妻子背着铺草，提着洞里用的东西往山上跑，等把伤员们安排好，再回去背他年迈的父亲时，正好碰到一位女护士在日军的追击下跑进他家，情况十分危急，他迅速拉起女护士冲出家门，刚钻进屋前的树林，日军就冲进他家，凶恶的敌人竟活活地砸死了他的父亲。1942年，鲁中军区参谋处长胡奇才的爱人王志远在村里生小孩，正值敌人进行“扫荡”。张道增一家六口陪王志远住进了山洞。一次，敌人在山洞附近搜山，洞里的人都不敢出声。可就在这时，张道增的小孩突然喊着要小便。张道增的妻子赶紧小声阻止，可孩子仍叫个不停，道增的妻子猛地拿起一块毛巾堵住了孩子的嘴。小孩被憋得又蹬腿又晃头，可道增的妻子就是不放手。结果，到敌人离开时，小孩已被憋得全身发紫，差点没命。
掩护伤员相对来讲还算好办，最让村民发愁的是医疗所里有一头奶牛。它是苏联为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而赠送的。当时医疗所缺医少药，更没有什么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