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药、停吃辣椒，罗荣桓都做到了，只是卧床休息却难以照办。他的工作太多了，要出席甲子山战斗的总结会。他安慰大家说：“我的病不要紧，只是腰有些疼，过两三天就会好的。”可是，两三天过去了，罗荣桓仍然天天尿血，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人那能经得住这样折腾，没过多长时间，罗荣桓的眼窝就凹陷下去了，脸色焦黄、身体也消瘦了许多。但罗荣桓每天照样批阅文电，凡是需要他参加的会议，他总是坚持参加。在行军转移时，罗荣桓体力不支，不得不听从人们的劝告，上了担架。
共产党领导人生病后的专用运输工具，罗荣桓也用上了。
有一天，他与抬担架的战士们拉起家常，抬担架的是从“老六团”（即686团）来的，有的还当过红军战士，他马上挣扎着起来，非要从担架上下来不可。他对大家说：“你们都是部队的骨干，可以以一当十，你们几个人就等于一个连的战斗力，你们赶快回去参加战斗，我还是骑马。”于是，他强撑着骑上马，坚持到达了目的地。
罗荣桓的病情越来越重，在那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他不得不想到最坏结果。1943年1月间，他抱病写成了《坚持我们的边沿游击区》一文。文章开头就写道：
“接近胜利的难关，拂晓前的黑暗，是要我们用最大努力才能渡过和克服的。”
这段话，既是对广大抗日干部和八路军指战员的激励，也是他的自勉。他打算忍受病痛，尽力坚持下去。
根据罗荣桓的身体状况，朱瑞、陈光和肖华等人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报告。
就在这时，中央有关罗荣桓的任命也下来了。
罗荣桓担心自己不能胜任，于是就在3月11日致电中央，要求准许他休养半年。
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并考虑到如再调整，对工作不利。12日，毛泽东和朱德迅速复电：
“你的病如果还不是很严重，暂时很难休息。”
从复电可以看出中央和毛泽东对罗荣桓的信任，罗荣桓不但要干，而且还要干好。
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的关系的决定》精神，决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成立新的山东军区，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委兼代师长。这一任命，使罗荣桓成为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领导核心。
罗荣桓集山东八路军军政于一身，权威有了，责任也更重了。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敌后斗争的主要内容就是军事斗争。中央调整山东军事领导的主要用意，就是要改变山东共产党军事斗争的局面。
实践是检验一个人的试金石。罗荣桓在山东4年多来的工作，充分证明了他贯彻执行中共中央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也充分表现了他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善于团结干部的优良作风。罗荣桓的工作得到了中央军委的肯定，特别是毛泽东的肯定，也得到了八路军总部彭德怀的认可。正因为如此，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几经考虑后，才决定在山东的军事指挥上，委罗荣桓以统一领导的重任。
对于罗荣桓的为人，他的老搭档陈光最有发言权。山东军事领导班子调整后，陈光奉命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临行前，他诚恳、坦率地对身边工作的战友们说：“几年来的实践证明，罗荣桓同志是正确的，希望你们今后在他的领导下，搞好团结，好好工作。”
中央的决定已不可能再更改了，罗荣桓自然也就不再提休养的事。他忍受着病痛，挑起了领导山东共产党抗日武装的重任。
陈光走了
山东的统一领导问题解决后，为了便于罗荣桓开展工作，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山东分局部分人员的工作进行了调整，决定调陈光和朱瑞到延安党校学习。
1943年3月，遵照党中央的决定，陈光调离115师，到延安学习并参加党的七大。这样陈光就离开了他工作了15个年头的老部队，离开了与他共事多年的老战友。
在115师，与陈光共事最长的人当然是罗荣桓。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他们已经在一起工作了5年。罗荣桓对这位并肩战斗的老战友，有着深厚的友谊。他很了解陈光，认为陈光作战勇敢，指挥果断，治军严格，性格直爽。陈光也有自己的缺点，比如也有骄傲、急躁、固执等毛病。在工作中，罗荣桓很尊重陈光，特别是在作战指挥上，总是支持陈光的正确决定。对陈光的缺点，他也常作诚恳的交谈，善意地提出批评。陈光要调走，罗荣桓依依不舍。他们二人虽然也有过分歧，但更多的是多年结下的友谊。
由于当时处在极为艰苦的战争环境中，陈光调延安学习和参加党的七大的事还是严格保密的，因此，不能组织欢送活动。但对陈光回延安的各种保护性措施，罗荣桓还是进行了精心安排。他选派了11名精干人员，护送陈光及其夫人史瑞楚和儿子东海回延安。他还给鲁南军区司令员张光中交待，要他保证陈光安全通过铁路封锁线。115师政治部主任梁必业到驻地同随行人员开会，把他们组成临时党支部，指定史瑞楚为支部书记，规定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保证陈光路上的安全。
临出发前，陈光和史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