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荣桓在文章中批评了这种错误倾向，提出要独立自主地准备反攻。这一问题，罗荣桓早在1944年军事工作会议时就已提出。他在那次会议的总结中说：“……准备和进行反攻，必须以我们为主，不能依靠盟国，更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
他还指出，国民党反动集团可能制造国内突然事变，因此我们的部队要有更加巩固的战斗力。
罗荣桓发表这篇文章的第二天，即5月9日，德国法西斯无条件投降了，弥漫在欧洲战场上空的战争硝烟开始慢慢散去。在亚洲，虽然还有相当数量的人仍在日寇铁蹄下呻吟，但他们却已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胜利的希望。
德军投降的消息传到山东，干部战士非常高兴，增强了争取胜利的信心。但也有少数战士产生了新的思想问题，想“打败日本好回家”，战斗意志有所松懈。
《打败日本好回家》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一首歌，开始唱还感觉不到什么，到了1945年，便明显地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了。当时，在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多数战士都是从本地入伍的，参军的最初目的就是要消灭日本侵略者，保卫自己的家乡，当然，也不排除有的人是受“打败日本好回家”的影响才参军的。本地的日军被消灭后，还要不要去其他地方打击敌人，侵入中国的日军被打败了，如果国民党发动进攻，八路军该怎么办呢？
罗荣桓及时地提出：哪里有敌人，就打到哪里去！以它来代替“打败日本好回家”的口号，这正是一个政治家和高级军事指挥员所必须具有的长远战略意识。他看得很清楚，国共两党的根本利益是不同的，两党要和平共处，国民党必须作出让步，这是不可能的。最后的结局是国共两党冲突在所难免！
“以我为主，不依靠国民党”，这是具有远见的战略观点。只有以我为主，才能扩大抗日根据地，才能更好地锻炼自己的队伍；只有不依赖国民党，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进而争取在将来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最后的事实证明了罗荣桓的正确性。
“拟派林彪同志来鲁”
山东军区在罗荣桓主持下，制定了《五、六、七三个月的作战计划》，主要意图是要把山东的5个战略区联成一片。可是，就在这时，日本突然增兵山东，并用3万人的兵力进行以鲁中、滨海为重点的全区性“扫荡”。
罗荣桓立即决定暂停执行《三个月的作战计划》，并命令各军区立即转入反“扫荡”。罗荣桓同过去一样，除了指挥部署各军区部队作战外，还亲自率领军区机关与敌周旋。1945年6月9日，他突然接到毛泽东给他的电报。电报中说：“病未好甚系念。拟派林彪同志来鲁，尚未最后决定，稍迟当可酌定电告。你可于休养中，在病情许可下指示大政方针。工作多交黎玉同志办。”
罗荣桓自从得病以后，始终没有查清病因，治疗手段也跟不上，好在有罗生特大夫在，病情没有再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但仍是不断地尿血。如果是其他人，可能早就离职休养了，罗荣桓有惊人的毅力，自己肩负重任，一直坚持在工作岗位上。毛泽东担心罗荣桓的病情，决定让林彪来山东接替他的工作，以减轻其压力，为他养病创造条件。
为了治好罗荣桓的病，山东军区曾想过不少办法，早在1944年初，罗生特建议他秘密赴上海治疗。山东分局研究了这一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毛泽东却为罗荣桓的安全担心，于1944年2月8日给罗荣桓发来电报，电报中说：“你的病况，中央同志大家关心，因来电所述病情甚为严重，故我们复电在山东医治，如不可能则去上海，实含若干冒险性质。究竟近情如何，是否完全不可能在山东医治，又是否完全不可能来延安而非去上海不可，如果去上海又如何去法，均望详告。”
毛泽东电报的实质是不大同意罗荣桓去上海治病。山东分局收到电报时，罗荣桓已在去上海的途中。2月27日，当罗荣桓一行辗转到达新四军三师的驻地时，收到了毛泽东的电报。经过仔细的考虑，大家都觉得毛泽东说得有道理。事实上，罗荣桓的腹部有伤，如果去上海治病，很容易被人发现，因此冒险性是很大的。罗荣桓当即决定不去上海，立即返回山东。
这样一来，上海没去成，罗荣桓的病也就一拖再拖。当罗荣桓已不把这事放在心上的时候，毛泽东又想起了这事。在当时，肾病是很难治愈的，是不是有生命危险，谁也不敢打保票。所以毛泽东考虑让林彪去山东接替罗荣桓是非常有道理的。林彪去山东，可以减轻罗荣桓的工作负担。
毛泽东只是在征求山东军区和罗荣桓的意见，林彪来不来山东还没有定下来，即使定下来了，从延安到山东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罗荣桓还得坚守岗位，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在粉碎敌人的“扫荡”以后，胶济路两侧和鲁南地区的伪军大部分被扫掉了，几个战略区连成一片，山东多年没有解决的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以我为主、准备反攻的局面在山东已经基本形成，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罗荣桓的病仍未减轻，但胜利的喜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疾病给他带来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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