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9年6月，日军2万人“扫荡”鲁中、鲁南。在这次“扫荡”中，秦启荣的部队和于学忠的部队都遭到重大损失，这样就为115师进入这一地区提供了机会。远在陕西的毛泽东瞧准了这一机会。6月21日，毛泽东及时致电集总，指出：在日军“扫荡”后，鲁南（这里指大鲁南，包括鲁中地区）局面混乱，省府秦部及东北军损失很大，我应趁此机会将115师师部及686团（和）萧华（纵队）一部开赴鲁南，以巩固鲁南根据地，并应大放（即任命）县长、区长，及在可能条件下放专员，以争取政权。但是，7月间，中共山东分局向中共中央和北方局建议，第115师指挥位置仍在鲁西地区。8月1日，第1纵队又致电115师，要求将686团调往鲁南，于是686团立即由鲁西出发，过南阳湖，进入邹县与滕县边界，9月初进入抱犊崮山区。
8月上旬，115师机关从费县南下，于9月1日到达大炉。陈光和罗荣桓率领少数参谋人员和两个连仍留在泰西。从这时候开始，津浦路以东也有了八路军的主力部队。这次行动使得该师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同时对山东的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都产生了很大的震动，沈鸿烈排挤山东纵队的企图也就随之而化为泡影。
9月4日，八路军集总致电115师，指出山东肥城周围山区的活动范围太小，不便于部队的行动和进一步扩展力量，主力应转移到泗（水）费（县）临（沂）地区。此时，第686团和师部已到达鲁南，实际上需要转移的只有陈光和罗荣桓及他们的随行人员了。
接到集总的通知后，罗荣桓和陈光就着手准备向鲁南转移，可是，就在这时他们接到杨得志（当时他正率领冀鲁豫支队，这个支队由115师的344旅一部组成，直属八路军总部指挥）和苏鲁豫支队彭明治发来的电报，说（微山）湖西地区正在搞“肃托”，杀了许多人。
平静的微山湖突然掀起了大浪。
八路军内部出了“托匪”
罗荣桓接到这两个电报，心里想，不好！共产党中的一些人的毛病又犯了。早在红军时期，反“ab团”扩大化，就不知冤枉了多少红军优秀干部、战士，造成了重大损失。当年，很多国民党出很高奖赏都没有抓到的共产党员，最后却惨死在自己战友的枪口之下。这些事记忆犹新，今天有的人又搞起了这套把戏。
“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罗荣桓暗暗下了决心。
所谓“肃托”，即肃清托派。托派，原本是苏联共产党中以托洛茨基为首的派别。30年代在苏联曾开展了大规模的反托斗争，许多人被当作托派而遭到杀害。1937年11月，王明和康生从苏联一回国，便照搬苏联的模式，大肆鼓吹“肃托”。1938年1月，康生抛出《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匪帮》的长文，毫无根据地指责陈独秀是接受日本特务机关津贴的汉奸，从而把肃托和反对汉奸相提并论。1938年8月，康生担任中共情报部和中央社会部部长后，便直接掌管“肃托”大权，滥杀无辜，恶劣影响涉及全党，很多共产党员以“莫须有”的罪名惨遭杀害。
当时，广大干部甚至许多领导“肃托”的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托洛茨基派一词的含义。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从康生的小册子里受到影响，把“托派”当成汉奸，或者如同10年内战时期的“ab团”、“改组派”那样来理解。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1939年8月，湖边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诬指湖西干部学校的教员魏定远为“托匪”。他施用残酷的肉刑，逼迫魏定远招认是“托派”，并逼供出第一批“托派”分子名单。不到两个月，被关押的党员和干部已达数百人。因为“托派”从性质上讲同汉奸是一样的，既然是汉奸，那就是中国人民的公敌，当时的情况怎么能让人民公敌留在世界上呢？因此，在不长的时间里，就有约300人被无辜杀害。
湖西地区处于微山湖以西的苏、鲁、豫、皖4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湖西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并于1938年五六月间成立了人民抗日义勇军第2总队（当时总队长是李贞乾，政委是王文彬，后为郭影秋），后改称八路军山东纵队挺进支队，为开创湖西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很大的贡献。1938年12月，由115师第685团改编的苏鲁支队到达湖西，和山东纵队挺进支队合编为苏鲁豫支队，接连打了几个胜仗，粉碎了4000多日伪军对湖西的第一次“扫荡”，受到了湖西群众的热情欢迎。与抗日义勇军第2总队合编后，部队迅速发展壮大，共有第1、2、3、4大队和游击7大队及独立大队等下属单位，曾发展到8000余人。
1939年5月间，遵照中央要苏鲁豫支队向陇海路以南发展的指示，支队长彭明治率领支队部和第2、3大队及独立大队，支队政委吴法宪率领第1大队和第7大队一部，分别进到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以东地区活动。第4大队由副支队长兼大队长梁兴初和支队政治部主任兼政委王凤鸣率领，留在湖西地区活动。苏鲁豫支队的这3支队伍，分别处在津浦路和陇海路十字交叉点徐州的西北、西南和东南角（第686团则进入徐州的东北角），南联彭雪枫纵队，西接冀鲁豫支队，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队伍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