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回忆在两个星期以前他在那家酒吧间里向传者要了两杯酒，再没有讲什么话。侍者有可能回忆起有一个外国口音的人要了两杯啤酒。警察也可能敷衍塞责地着手寻找高个儿外国人，但是最多只能发现他是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比利时警察要找到豺狼还远得很呢！前前后后考虑了一番以后，他觉得这样至少需要一个月时间，这对他来说是足够的了。杀死一个造假证件的人就像捻死一个螳螂一样简单。
豺狼很安心地抽完了第二支烟，他向窗外望望，狭窄的街道已经很黑了。其时已经是9点30分了。他静静地离开照相馆，把外面的大门锁好。当他走出街道时，没有遇到一个人。再走出半里路，他把那串钥匙扔进路旁的阴沟里，听到了阴沟里水溅起来的声音。他回到旅馆里，赶上吃晚饭。
第二天是星期五，他在布鲁塞尔近郊工人们常去的商店里进行采购。他在一家专卖野营用品的商店里，买了一双行军靴，一双长统羊毛袜，一条斜纹粗布裤子，一件格子羊毛衬衫以及一个行军袋。他还买了几张薄的泡沫橡胶、一个网兜、一团细绳、一把猎刀、一罐粉色油漆和一罐褐色油漆。他本想在一个露天水果摊上买一个大的“蜜汁”西瓜，但是，他没有买，因为经过一个周末，西瓜会烂掉的。
回到旅馆以后，他用新的驾驶执照（同他的亚历山大·詹姆士·昆丁·杜根护照一致了）租了一辆次日早晨用的自己驾驶的汽车。他设法让领班为他周末在沿海的一个休养地订了一个带洗澡间的单间住房。尽管在8月里旅馆的房间很难搞到，但领班还是替他在一个海滨小旅馆里找到了一间房间。从这地方远眺能望见渔港的美丽景色。他打算在海滨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第七章
当豺狼在布鲁塞尔采购的时候，维克托·科瓦尔斯基在罗马的邮政总局煞费苦心地询问国际电话号码。
由于不懂意大利文，必须找一个邮局的话务员帮忙，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勉强能说法语的职员同意帮忙。科瓦尔斯基很费劲地向他解释说，他要给法国马赛的一个人打电话，可是他不知道这个人的电话号码，至于姓名和地址他倒是晓得。这个人的名字叫格尔茨鲍斯基。可是这位意大利职员听后茫然不解，他只好要科瓦尔斯基把它写下来。科瓦尔斯基依样照办，但这位意大利人凭自己的习惯简直不相信居然有个名字起头会是格尔……因此他对国际电话交换站的接线员说话时就把它读成格烈鲍斯基。接线员告诉这位意大利人说，翻遍了马赛的电话簿上也没有约瑟夫·格烈鲍斯基这样一个名字。职员只好转告科瓦尔斯基说，没有这么一个人。
说起来也凑巧，这个职员到很乐于帮助外国人的，于是他再三地问科瓦尔斯基，到底是不是“格烈鲍斯基”，直到最后才相信科瓦尔斯基说的这个波兰人的姓名是约瑟夫·格尔茨鲍斯基。
于是那职员耸耸肩，再用电话向马赛的国际服务台询问。
不到10分钟科瓦尔斯基就找到了若若的电话号码，半小时后电话就接通了。电话线另一端那位前外籍军团人员的说话声由于杂音而有些失真，而且他还有些犹疑，似乎不愿证实柯瓦契信中的坏消息。他对科瓦尔斯基打电话给他表示高兴，三个月来他一直在想法找到他的踪迹。
可是不幸的是小西尔维的病情是真的。她一天比一天变得憔悴瘦弱，当后来一位医生确诊了她的病情时，她早已不得不卧病在床了。她就住在若若通电话的这套住房的隔壁卧室里。这不是原来的那套住房了，他们已经搬进了一套新的大的住房。什么？地址？若若慢吞吞地在说，而科瓦尔斯撒着嘴唇伸着舌头吃力地把它一笔一笔地记下来。
“这些江湖医生给她看病有多长时间了？”他对着电话大声地吼。这是他第四遍力图向若若把话说清楚。可是对方却长时间的停顿。
“喂？喂？”因为听不见回答，他就大声地叫。若若的回声又传来了。
“可能是一个星期吧，也许是两个或者三个星期。”若若这样回答。
科瓦尔斯基看着手里的话筒，他不相信。但对方不再接下去讲了。他只好把话筒挂起，走出电话间。他交付电话费后，收起信件，锁进铁箱子里，然后回到旅馆。他的思想很混乱，这在几年来是第一次。几年来，他习惯于接受命令，用暴力去对付每一件事，但这件事他却无法用同样的方法去解决。
在马赛，若若依然住在原来的公寓里，当他听到科瓦尔斯基已经把电话挂了，就也放下了听筒。他转身看到行动分局的两个人仍在原处一动不动，每人手里一支警察专用的0.45自动手枪。一支枪对准着若若，另一支对准着坐在墙角沙发上他那面如死灰的妻子。
“杂种！”若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