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刚想任命卢象升为三边总督，就有工科给事中王都来搅局，不由得心头起火。
本来包括涿鹿镇在内的很多府县，是朱由检决定放弃，并命卢象升监督当地百姓撤离的。但是郭之琮鼠目寸光，舍不得自己的田产财帛，就是不肯撤，卢象升又碍于他的身份不好动粗，最后还是听了李定国的主意，诈称清军攻城，才把郭之琮哄骗了出来。好在撤退还算及时，否则镶红旗主力围上来，不但涿鹿镇终将不保，朱由检的全盘计划也都会被破坏。
这件事卢象升和李定国都用飞鸽传书向朱由检报告过，朱由检也觉得这么做有些欠妥。不过他认为欠妥之处在于，卢象升根本就用不着这么遮遮掩掩的，管他是前朝阁老还是勋臣贵戚，卢象升做为宣府巡抚，又是奉旨行事，何必给他们面子。这些人仗着自己身份显赫，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就该好好治治。
因此朱由检也没耐性听王都念郭之琮的举发信，当即打断他道：“卢象升督促涿鹿百姓转移至宣府，是奉旨行事，何错之有？”
王都却把脖子一梗，振振有词地道：“陛下，臣以为不然。若鞑虏大兵压境，敌强我弱，守城不住，卢象升奉旨撤退还说得过去。可当时明明鞑虏只是一支偏师骚扰，卢象升兵力完全可与敌军抗衡，甚至可以调动宣府人马过来将敌军歼灭，却只知一味避战，还用陛下圣谕做为自己逃跑的挡箭牌，实属可恨！想郭之琮为致仕之臣，又是老迈年高，尚不肯轻弃祖宗之地，卢象升身为宣府巡抚，兵权在握，却不敢与鞑虏一战，这样人如何能升迁？惟陛下明察之！”
这就纯属强词夺理了。王都根本不管卢象升后面的辉煌战绩，只抓住撤守涿鹿这一点翻来覆去地批驳，而且完全就是拿着不是当理说。然而更让朱由检感到气愤的是，他这么一说，竟有不少朝臣纷纷附和。王都见状更加得意，左右顾盼，旁若无人，那劲头真与前世的“公知”、“大v”有得一拼。
可是还没等朱由检反驳王都，刚才参劾袁可立的高赉明又出班奏道：“臣亦以为参卢象升极当。另外，陛下日讲时曾说过‘祖宗之地，寸土不让’，可此次鞑虏犯境，所过之处官军望风披靡，数十府县因此沦陷。是鞑虏不可战么？那为什么鞑虏连日攻京师不下？这还是统兵将领畏敌之故！陛下若不重重惩处，甚至杀一儆百，如何能让官军畏惧朝廷法令，如何能安抚天下百姓？”
他这么一说，又有不少御史七嘴八舌地附和起来。至此朱由检终于明白了这些人的用意，他们参卢象升，其实就是在参袁可立；而参袁可立，其实就是在参自己！说白了，他们对自己的整体部署从根上就想全盘否定！
这下朱由检可有点坐不住了，他知道在历史上，明末就有这么一帮官员，专会整日空谈，谁出风头就参谁，参完卢象升参孙传庭，参完孙传庭参杨嗣昌，等把这些人都参倒、参死了，大明也就离亡国不远了。
现在真正主政的是朱由检自己，所以这些人又把矛头对准了朱由检。他们虽然不敢明着指摘皇帝，但话里话外的意思，总是皇帝的一切决策全都不对。但是要问他们对时局有什么高见，他们却一句也说不上来。换句话说，他们纯粹就是为反对而反对，他们根本没有立场，也没有政见，有的只是争权夺利的野心。
朱由检对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言官，不但早就想找机会打压一下里面的个人，更想从整体上削弱他们的话语权。但是明朝的政治制度相当特殊，言官在朝廷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由于涉及“祖制”，朱由检一时还未敢轻动。
自洪武年间开始，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大对百官的监察力度，改元代的“御史台”为“都察院”，级别与六部并列。但由于都察院可以监督六部官员，实则是凌驾于六部之上。其官制设左右都御史各一人，正二品；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各一人，正四品。其下又有十三道御史一百一十人，正七品，分区域监察全国各地官员，故又称“巡按御史”。
除了御史之外，六部中也有类似职能的官员，那就是六科给事中。给事中掌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百官，与御史互为补充。六科分别对应六部，其中都给事中为正七品，给事中为从七品。
六科给事中与十三道御史，合称“科道”。别看这些人官品不高，但权力极大，任何朝政均可插手，就连内阁也不放在眼里。而且他们有个“优良传统”，那就是像非洲草原上的鬣狗一样，是集体行动的。只要有一个人带头参劾，其他人立即群起而攻之，不把要参的对象参倒，他们决不罢休。通过这种方式，科道官员控制了朝堂上的舆论，进而影响朝廷的一切决策。
本来朱元璋赋予科道官员如此大的权力，是为了让他们制衡权臣，避免大臣与皇帝争权。孰料科道官员因此上位，比那些实际办事的官员地位更高。从洪武朝以后，朝中重臣绝大多数都是科道官员出身，若是没当过御史、给事中，压根就别想入阁拜相。时间久了，科道官员渐渐也形成一个小集团，现在集体参劾卢象升即是明证。
过去朱由检对言官的奏章，看不顺眼的往往是留中，置之不理。可今天不同，王都、高赉明等人是在朝堂上发难，公然挑战自己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