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检是与郝永忠的一万骑兵一同到达东平府的。▲∴，加上此前已经抵达的李来亨部五千骑兵，以及卢象升的五千天雄军，东平府这座弹丸之城周围聚集了两万大军，战马嘶鸣之声终日不绝于耳。
但是朱由检并不急于继续进兵。除了是在按照事先商定好的绝密计划，引诱叛军主力在郑州一带与官军对峙，为偷袭洛阳创造机会以外，两个实际困难也在制约着大军的行动。
首先，现在正是隆冬时节，时不时就会来场雪，本来就破损不堪的官道在被冰雪覆盖之后，变得更加难行。虽然有两万骑兵，但是朱由检并不打算在阵地战中消耗他们，而是希望后军，也就是孟拱的五千步兵做为主攻部队。
可是由于路况的原因，再加上火器部队所需的辎重要远远超过骑兵，现在孟拱的部队才只行进到真定府，至少还需要两天才能到广平府，开到黄河北岸的时间就更长了，朱由检也只能焦急等待。
第二，大军面临的最大实际困难就是缺乏粮草。经历了京师保卫战之后，北直隶地区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存粮都大幅减少，朝廷又不得不负担家园被毁的数十万难民的饮食，因此粮食已经极度匮乏，根本拨不出多余的粮食。
但是与叛军作战，尤其是与流贼作战，又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如果军中无粮，简直一天也维持不下去。因此朱由检这些天来绞尽脑汁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能筹措到足够的粮草。
在冥思苦想之后，他终于想出了“借粮”这个方法。这个法子还是他参考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向民间借粮的历史事实而想出来的。这个法子有几个明显的好处：
第一，解决了粮食的来源问题。过去军粮的正常来源无非有二，一是户部从后方运输，二是从当地官府粮库中调用。可是现在无论是哪里，粮库都是空的，根本无粮可调，所以也只能把目光投向民间，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吧。
第二，是借粮而非强征。过去官军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曾向民间征粮，但是均为强征，换句话说就是白占了，老百姓得不到任何补偿。虽说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毕竟损害了百姓的利益，容易引发民怨。现在改为借粮，既然是借，那早晚还是要还的，百姓相对比较容易接受。
第三，是军队直接向民间借粮，而不是让地方官府再过一手。过去也发生过这种情况：官府以为官军筹措粮饷为借口，在乡间横征暴敛，征得的粮饷却只有一部分用于军中，剩下的都让下面那起胥吏贪污了。天启年间因为加征“三饷”，就发生过不少这样的事，极易激起民变，现在的流贼有不少就是那时候开始造反的。而官军直接借粮，这帮胥吏无法参与，也就减少了舞弊的机会。
第四，借粮的主要对象是那些富绅大户，而非穷苦百姓。朱由检深知普通农户由于土地兼并和承担徭役等问题，负担已经很重，再加上缙绅是免于纳粮的，如果向收取田赋那样借粮，普通农户和佃户的负担就会更重，而那些大户则会千方百计设法逃避，不但借不到多少粮食，反而会引发更严重的问题。
所以朱由检把借粮对象限定为那些官绅、地主、富商，你们不是不用纳粮么？没关系，也不让你们纳粮，借粮总可以吧？但是找你借你就得借，不借不行，由军队执行，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
但是朱由检也预料到，这么做肯定会引起富绅阶层的极大不满。为了不激化矛盾，团结一切尽量可以团结的力量，尽快平定叛乱，稳定中原局势，朱由检还是采取了几条必要的措施。
首先，不是军中谁都有权力借粮的。朱由检把这个权力仅仅赋予卢象升一人，所有的借粮行为必须由他经手。再加上一式四份的借据，使借粮尽量规范，出借者什么时间借了多少粮一清二楚，只要大明不亡国，永远有据可查。
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让借粮者吃了定心丸，而且也避免了借据灭失、经手人太多导致的混乱，以及别有用心者伪造借据冒领粮食的问题。当然如此一来，卢象升就辛苦多了，他每天都不得不马不停蹄地穿梭于各府县、村镇之间，直到深夜才能回营。
第二，借粮或是借饷不白借，是有利息的。虽然并未规定何时偿还，但是隔的时间越长，利息就越多。如此一来，那些大户等于是拿这些粮饷放贷，而且是贷给朝廷，永远不会烂账。等局势稳定以后，朝廷一定会把这些欠账连本带息归还，朱由检相信就凭那些新大陆的作物，做到这一点并不太难。
第三，凡是借粮的大户，都由卢象升设宴宴请，借了多少数额张榜公布，并发给“奖状”一张。这“奖状”可不是发给小学生的大路货，而是经过统计之后送回京师，由内阁的阁臣和中书舍人手书的条幅一幅。
要知道这些人大家，想找他们索字必须是熟人，否则给银子人家也不写。得到这幅满篇溢美之词的条幅之后，借粮者大可以把它装裱起来显耀门庭。
这还不算，朱由检又命各地官府衙役举着大红榜单敲锣打鼓地游街，让当地百姓全都知道这些富绅大户的善举。以上种种措施，说白了就是往这些人脸上贴金，让他们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或是补偿感，从而减轻对借粮的抵触情绪。
还别说，这一招相当有效。很多大户被“借粮”之后本来是一张苦瓜脸，可是周围的乡里乡亲见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