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尔梅的奏折、朱由检的御批，以及河南巡抚范景文跟进的奏折一路快马加鞭，仅用一天就递至京师，以特急件直接送入内阁。不出朱由检所料，这两份奏折立即在朝中引发轩然大波。
做为久经宦海沉浮的老资格官员，范景文比朱由检、阎尔梅更清楚地方官府的积弊，他的奏折又列举了数条增设低级官员及雇员的好处。
比如，知县以上的官员，吏部三年一考核，政绩优异者升迁，一般者平调，犯有重大过错的贬黜，总之官员基本上处于流动之中，很少有在一个地方连续为官六年以上的。民间有俗语：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说的就是这种现象。官员的调动是吏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可以有效防止官员与地方势力关联过深，减少贪腐的机会。
然而吏却不然。他们不在官员编制之中，也没有考核，知县换了一茬又一茬，下面的胥吏却是雷打不动，只要不出大事，可以一直干到退休。更有甚者，竟是父子相传，等于是把地方事务牢牢把持在少数家族手中。由于在地方上的势力根深蒂固，知县、知府也拿他们没办法，诸事还要仰仗他们去做，故此导致地方上贪腐横行，国纪不张。
而增设官员、雇员，把这些人也纳入考核之中，就可以有效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虽然他们不一定要像知县那样流动频繁，但只要能进能出，官府就不再是一潭死水、臭水了。
而且范景文也预料到很多朝臣会激烈反对此事，为此也做了一些建议，目的是使这件事尽量显得不太重要、不太出格，从而减少阻力。比如，阎尔梅只提出增设低级官员，范景文则建议，将增设的官员品级一律定为未入流，而且暂时不得升迁。以后能否升迁，可以从长计议。至于六房长吏这样比较重要的职位，则建议选拔标准为童生以上。而且无论是未入流官还是雇员，薪俸都压得很低，职位数也做了一些限定。
可是即使如此，两份奏折仍然遭到了朝臣的强烈反对。以东林党为首的官员集团反对最激烈，上至首辅，下至国子监的监生，无不拍案而起，严斥范景文和阎尔梅离经叛道，不遵祖制。
其实这些都是幌子，他们真正的心思在于：在他们看来，国家的取仕之道只有一条，那就是科举。而范景文和阎尔梅这种选拔官员的办法，等于是从根本上动摇了科举制度，触犯到了读书人的根本利益，因而无论是临时还是长期、是局限于河南一地还是要推广到全国、是真的仅限未入流还是以后会有变化，都是他们绝对不能答应的。
再说范景文等人本来就不为东林党人所喜，此时更是遭到东林党众口一辞的谴责，仅仅半天时间，弹劾范景文和阎尔梅的奏折就如雪片般飞向内阁。如果二人身在京师，恐怕仅是这些奏折和众人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他们淹死了。
但是也并非所有人都此事都持反对态度。以吏部尚书孙承宗为首的中间派认为，河南现在情况特殊，范、阎二人身处其境，肯定比京官更了解地方上的难处，才会提出这样的建议。而且所涉无非是些未入流的微末小官小吏，对朝廷不会有大的影响，也不会损害科举制度。只是吏部建档考核的工作量会增加很多，所以具体要增加多少官职，还可以再商榷。
而户部尚书毕自严则认为，阎尔梅所奏确系实情，但新增未入流官和雇员的薪俸都由户部出，这可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要知道现在全国各地欠薪的官员和欠饷的官军还有很多呢。至于因贪腐行为减少而带来的收益，一时还看不到，而户部无米下锅，却是眼前不争的事实。
也有极少数官员坚决支持范、阎奏折，代表人物便是阁臣周延儒、温体仁。他们对影响不影响科举并不关心，反正他们都已经身居高位；至于吏部、户部的实际困难，更不在他们考虑之列。他们唯一看重的，就是皇帝的御批。
周延儒和温体仁都是人精中的人精，用老百姓的话说，眼睫毛都是空的。从朱由检短短两句御批里，他们已经看出皇帝对此事是持支持态度的。而圣驾就在开封，阎尔梅区区一个新任知府，能有几个胆子，敢在万岁爷眼皮子底下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说不定，这本就是出自圣意！
早在朱由检还是藩王之时，周、温二人就与他打过交道。那时候他们就知道朱由检虽然年轻，但是外柔内刚，极有见地，只有别人顺着他的意来，他是绝对不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入继大统之后，更是凭借对军队的强有力控制，大大加强了皇权。当年魏忠贤怎么样？东林党都快让阉党赶尽杀绝了，可是皇帝登基没几天，就以雷霆手段除掉魏忠贤，满朝党羽连根拔除。东林党连魏忠贤都斗不过，凭什么跟皇帝斗？
而且周延儒和温体仁本来颇受阉党和东林党排挤，但自从认准了朱由检这棵大树，可以说是平步青云。现在不但入阁拜相，还各自有了一批臭味相投的党羽。要说他们的治国理政才能，不但赶不上东林党，恐怕连阉党都赶不上；但是他们能在皇帝需要他们发声的时候站出来，皇帝指哪他们就打哪，皇帝说什么他们就无条件赞同，所以还颇受朱由检的重用。
这次周延儒和温体仁私下一商议，均感觉到皇帝恐怕是又要借题发挥，做一番大事了，这个顺风船可一定要搭上。因此二人第二天各自上奏折，不但坚决支持范、阎奏折，而且更进一步，要求在全国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