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二天开始，五洲商社与各大商帮之间的暗斗，就渐渐趋向于公开化。
先是十几名东林系官员联名上奏，质疑锦衣卫为何要干扰顺天府正常办案。这一手真让朱由检吃惊非小，心想这几大商帮还真是手眼通天了，居然能把官司打到朝堂上来，而且这么多的东林党都为他们说话！
后来他通过侧面了解才知道，原来这些官员和几大商帮倒并无直接关系，他们此举是为了给顺天府尹阮大铖出头。
这个阮大铖也不是个简单人物。他是东林党创始人之一高攀龙的得意弟子，本人文章诗词俱佳，尤善创作戏剧剧本，在东林党人中声誉很高。天启年间他曾任吏科都给事中，后来却不知何故辞官归籍。
阉党倒台后，东林系大臣纷纷复出，阮大铖也不例外，而且很快就坐到顺天府尹这个重要的位置上。顺天府尹就相当于前世的北京市市长，直接管辖京师地方民政。如今阮大铖吃了锦衣卫的亏，东林党人自然不爽。
朱由检心想这阮大铖恐怕与几大商帮暗中有勾结，否则也不会不做任何调查，直接就派捕头抓人。至于东林党人是不是全和商人关系密切，这他就不敢确定了。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官商勾结的严重程度就太可怕了！
因此，朱由检也没敢轻率处置，只是轻描淡写地答复：“此乃民间商业纠纷。画作真伪，须经专业人员鉴定；未有定论之前，不惟锦衣卫，官府亦不应过多干涉。”这等于是把锦衣卫和顺天府各打五十大板。
东林系官员虽然对这个结果并不满意，但锦衣卫就代表着皇帝，皇帝批评锦衣卫就等于批评自己，所以他们倒也没敢死揪住这件事不放。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现在京师除了陈圆圆的《京华时报》以外，又新增了几份报纸，其中就有东林系大臣创办的《清流》，政见与《京华时报》往往针锋相对。
这回便有不少东林系大臣在《清流》上发文，支持董其昌对《溪山行旅图》为赝品的判断，企图从社会舆论上打倒五洲商社，进而达到否定锦衣卫、增强东林党影响力的目的。
朱由检这边当然也不会忍气吞声。现在《京华时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每天三千份，虽然比现代报纸的发行规模还差得远，但比《清流》之类的报纸是多得太多了。
因为东林党人办报纸也脱不了书生习气，他们觉得《京华时报》的活字印刷质量太粗糙，还偶有排版错误，有碍观瞻；但是雕版印刷又肯定来不及，因此《清流》与朝廷的邸抄一样，都是雇人手工抄写的。虽然看起来美观很多，但每期只能出二百份，影响力和《京华时报》根本无法相比。
朱由检就利用《京华时报》大造舆论，不但详细地讲述了这次拍卖会的全过程，还让徐川撰文，把《溪山行旅图》为真迹的理由解释得清清楚楚。黄宗羲和王夫之这两个拍卖会的亲历者，也以笔名在《京华时报》上发表评论，对顺天府没有证据就乱抓人的行为予以批评。
对于老百姓来说，《京华时报》显然比《清流》要亲切得多。《清流》不但发行量低，而且上面的文章都文言文，市井百姓根本就看不懂也听不懂。
而《京华时报》则不然，文章都用白话，很少讲那些空洞的大道理，内容也更贴近百姓。虽然普通百姓不是古玩字画的消费者，对这些东西也没什么兴趣，但五洲商社的煤店对他们的帮助还是挺大的。因此从感情上，老百姓本来就向着五洲商社，而反感那些为富不仁、经常哄抬物价，尤其是米价的几大商帮。
这回再经《京华时报》一宣传，聪明的老百姓自然而然就把吕梁商帮与顺天府联系到了一起。用不着任何暗示，老百姓一下子就明白了，肯定是吕梁商帮为了打压竞争对手，不惜勾结官府，故意诬陷五洲商社的真迹为伪作！
俗话说得好：百姓不可欺。老百姓是朴实善良的，但也是是非恩怨分明的。在弄清楚吕梁商帮竟是如此无耻之后，老百姓对晋商态度大变。他们虽然惹不起顺天府，但对付商人，他们还是有办法的，那就是用脚投票，不再买他们的东西！
这下吕梁商帮可有点弄巧成拙，不但没达到打压五洲商社的目的，自己的所有店铺生意反而大受影响，让乔宇亮不禁牢骚满腹，埋怨其他几大商帮不该撺掇自己出头对付五洲商社。
趁着这个有利时机，五洲商社又使出了一招杀手锏：开设粮店。
又是几乎一夜之间，五洲商社一下子开了二十多家粮店。本来“五洲商社”这个名号在民间已经有一定号召力了，粮店的举措就更是大快人心：米价比其他商帮都便宜，六两一石！
原来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朱由检终于把泾阳的战略储备库搬到了京师。经过两年的储备，现在战略储备库中已有五十万石存粮。虽然与大明帝国的庞大体量相比，这五十万石还是太少，但在关键时刻，还是能够发挥相当大的作用。
如今就正是青黄不接、米价暴涨之时。战略储备库的存粮，成本达到二两多一石，其实是比各大商帮的成本高多了。但是京师现在的米价是七两一石，五洲商社卖六两还是有赚。
而且有了黄海商帮在西安商战的经历，五洲商社已经老练多了。为了避免竞争对手恶意抢购，从一开始，各粮店就实行配给销售，也就是来买米的老百姓要登记，每人每天限购很少的数量，也就够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