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太傅贾谊上书说：“臣以为如今的世道，实在是令人失望叹息。悖理伤道之事，难以一一述说。而进言的人却都说，天下已经安定，得到了很好的治理。这其实是大错特错了。说这话的人不是愚痴就是谀言。都不是能真正知道治国之道的人。将火放在积薪之下，自己却在上面睡觉，火还没有燃起来的时候，应该说是平安的。如今的情形就如这个是一样的道理。陛下何不令臣得以陈治安之策，然后试着选择有用的实行呢？使参与治国的人苦志劳心，少闻钟鼓之乐。使诸侯遵守法制，兵革不动，匈奴宾服。百姓素朴，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处于后世无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自古无及。立经陈纪，为万世之法。虽有愚幼不屑之嗣，犹得蒙业而安。以陛下之明达，如果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想要达到这地步是很简单的。树立诸侯之国，就必有相疑之事。下者数被其殃，而使为上者多所疑虑。这可不是安上而全下的万全之策。今日或者亲弟谋为东帝。或者亲兄之子西乡而攻击。今日吴地又见告急。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犹至如此。何况诸侯权利十倍于这些人的呢？然而天下犹能稍安，这是为什么呢？只因大国之主，幼弱未壮。汉为他所置的傅相都还在位谋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都已长成此时血气方刚，汉为他安置的傅相，大都告老致仕。他自丞尉以上，都换上了自己的心腹。如此此时若为淮南济北之事，想要治安，虽有尧舜之智，也不可为了。黄帝说，日中必然灸热，操刀者必然欲割。如今令他们顺而全安很容易，若不肯早为，就会坠骨肉至亲，与亡秦之世又有什么不同？如今异姓王负强而动者，已经被侥幸战胜了。同姓沿袭他们的举动已经有了征兆。像陛下这么英明的人尚且无可奈何，后世子孙将如何对待呢？臣根据以往的经验推断，大抵都是强者先反，长沙王只有二万五千户，功少而立国又晚，性最终直。当然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性体异于他人，也是形势使然。想要诸王都衷心归附，不如令他们都如长沙王，使其地小而势力单薄，想要天下治安，就要多建诸侯，而使其力小。力少，则容易使他们遵守礼仪。国小，则不会生出奸邪之心。使海内之国，就如同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如此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一切归命于天子。然后再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的子孙都得到祖上的封地。地尽而止。其分地多而子孙少者，建为国，且将他空置。待其再生了子孙，再立以为君。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无所利，只是定制而已。如此则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当时大治，天下后世，称颂功德。陛下如果失去今日的机会不治，日后必将成为尾大不掉的痼疾。”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二千担吏，不得擅自征捕犯人。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灾。
百姓有人为淮南王作歌说：“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
皇上听说后深以为病。
八年夏，封淮南厉王子刘安等四人为侯。贾谊知道皇上必定复使他们为王。就上书说：“淮南王悖逆无道，天下谁不知道？陛下幸而赦还他，自病而死，天下谁人会以为他不是死得其所。今日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这些人少壮后，岂能忘了他们的父亲？白公胜为父报仇，对手是大父与叔父。白公为乱，不是为了要取国代主，而是发奋快志，为父报仇。淮南虽小，英布曾因之反叛。汉所以能幸存完全是天意。擅用仇人足以危害大汉的根基，这在策略上是不足取的。请皇上留意。”
皇上不听。
有长星出于东方。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皇上行幸甘泉宫。
将军薄昭杀汉使者。皇上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他自己引决。薄昭不肯，就使群臣身穿丧服，前去他家哭吊。薄昭才自杀。
司马光说，李德裕以为汉文帝诛薄昭，的确是够明断，但于义未免不安。秦康送晋文，兴如存之感。况且太后尚存，只有一弟薄昭。断之不疑，不是可以用来安慰慈母之心的作为。臣愚以为，律法，是治理天下的公器。只有善于持法的人，才可以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因为有所仰仗而犯法。薄昭虽素来称为长者，但文帝不为他设置贤师父，而用他典兵。骄而犯上，以至于杀汉使者，不是因为有所仰仗是什么？如果又赦免他，这与成哀之世有什么区别？魏文帝曾称汉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杀薄昭。说：“舅氏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讥讽文帝早不防闲薄昭。这话说的对。然而想要安慰慈母之心，就应该从一开始就谨慎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