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李自成（枣儿）的军队是从洛阳东来，上个月刚刚在洛阳得手，收获巨大。洛阳是中原重镇，也是福王朱常洵的藩地。朱常洵是明神宗的三儿子，生母是神宗皇帝最宠爱的郑贵妃。也因此，明神宗溺爱朱常洵，一度想立他为皇太子，只因为阻力太大，没能如愿。明神宗要在金钱上给爱子补偿，朱常洵结婚就花费白银三十万两，营造洛阳王府花费二十八万两，此外又赐给他肥沃的庄田两万顷。洛阳的福王府比北京的皇宫大内更为富有。朱常洵和他的父亲一样，贪杯贪色，纵欲无度，而且和他爹一样贪财。崇祯十二年，河南大旱，继而蝗灾泛滥，粮食绝收，饥荒严重，甚至饥民相食。当时在河南征剿农民军的官兵对福王很不满，都说福王身家无数，却让将士们饿着肚皮四处征战卖命。曾任南京兵部尚书的吕维祺，此时正在洛阳赋闲居住，意识到这种怨恨情绪的危险性，劝说福王朱常洵拿出一些家财，“散财饷士，以振人心”，分发一些钱财给将士们，提振士气。但朱常洵毫无反应，全不理会。
于是，吕维祺就自己做，拿出家中的储粮，设粥局济贫。但遍地饥荒，饥民的数量越来越大，他们要活命，因此选择追随李自成造反。李自成的势力迅速膨胀，崇祯十四年正月，李自成进攻河南，逼近洛阳。总兵官王绍禹、副将刘见义、罗泰等人率军增援洛阳。福王在府中设宴款待三位将军，极力反对援军进城。到了正月十八，驻扎在城外的刘见义和罗泰投降农民军。福王拿出千金招募勇士，派他们奇袭农民军大营，杀伤不少，但无法打退农民军。十九日夜里，王绍禹的亲兵们杀死城上的守城者，在城中纵火，打开北门，迎入农民军。洛阳失守，福王一家缒城而出，朱常洵躲进迎恩寺，被农民军搜获。当然，吕维祺也参加了守城作战，分守北城。城陷之后，农民军中有认识吕维祺，知道他曾经放粮救灾，劝他逃走。吕维祺不肯走，因此被俘。吕维祺遇到被俘的福王朱常洵，向福王大喊：“王，纲常至重。等死耳，毋屈膝于贼！”就是提醒福王朱常洵，这一回难逃一死，一定要死得有骨气，像一个王爷该有的样子，别跌份儿。福王朱常洵大睁双眼，没有回答。吕维祺自己死得像条汉子，被押到周公庙，不屈不跪，“延颈就刃而死。”那福王就死得有点惨，《明史》中的说法是：“自成兵汋王血，杂鹿醢尝之，名‘福禄酒’”农民军放火烧掉福王府，大火三日不绝，福王妃邹氏和世子朱由崧侥幸逃走。
这件事上倒是将李自成的造反义军逼上了绝路，同时也是枣儿向六哥表明出来他的坚决的态度——义无反顾的将大明王朝推翻。
而襄阳城则位于汉江南岸，襄樊的中心。三面环水，一面靠山，是一座山清水秀、景色宜人的古城。因“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也”。襄阳城雄据汉水中游，楚为北津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城池始建于汉；城北、东、南由滔滔汉水环绕，西靠羊祜山、凤凰山诸峰。城墙始筑于汉，后经历代整修，现基本完好，据山临水，蔚为壮观，明人李言恭诗赞“楼阁依山出，城高逼太空。”城下环以护城河，一时人称“华夏第一城池”。整个襄阳城布局严谨，形势险要，自古誉为“铁打的襄阳”。襄阳因地处襄水之阳而得名，汉水穿城而过，分出南北两岸的襄阳、樊城隔江相望。两城历史上都是军事与商业重镇。城池始建于汉；周长近约十多里；护城河最宽处半里有余，堪称华夏第一城池，自古就有“铁打的襄阳”之说。襄阳城雄伟壮观。古朴典雅的城地，与新近修复的仲宣楼昭明台等历史名胜融为一体，交相辉映，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襄阳城共有六座城门，即大，小北门，长门，东门，西门和南门。
它虽然三面环水，一面靠山，不仅是历代区域性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更是一座古今闻名的军事重镇。因城墙坚固，城高池深，易守难攻，素有“铁打的襄阳”之称。自东周至今，襄阳一直是群雄角逐的重要战场，战争的硝烟不断弥漫在它的上空。如今，这里尚存许多军事遗迹。襄阳城始筑于汉，唐宋年间改为砖城，增设垛堞，新建城楼。南宋时襄阳地处南阳盆地南端，襄阳和樊城南北夹汉水互为依存，“跨连荆豫，控扼南北”，地势十分险要，自古以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也是南宋抵抗蒙古军队的边隆重镇。襄阳之战是元朝统治者消灭南宋政权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中国历史上宋元封建王朝更迭的关键一战。这次战役从南宋咸淳三年蒙将阿术的进攻，是从襄阳的安阳滩之战开始，中经宋吕文焕反包围战，张贵张顺援襄之战，龙尾洲之战和樊城之战，终因孤城无援，咸淳九年吕文焕力竭降元，历时近六年，以南宋襄阳失陷而告结束。在襄阳之战时，宋军巧妙的应用了地形优势，成功的阻止了蒙古军的投石兵器的猛烈攻击。然而蒙古人还找到了阿拉伯地区的兵器专家，改进了投石兵器的攻击距离和准确率，顺利的攻下了樊城，襄阳苦于后无援兵，内无粮草，宣布投降。此战是兵器改革的奇迹，也是汉族人民对抗侵略的奇迹。襄阳和樊城这两个城市的失守，导致了南宋的最终灭亡。明洪武年间重筑，并在城的东北角新添一段城墙，取名新城。全城原有六座城门，分曰：阳春、西城、临汉、拱宸、震华。每座城门设有瓮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