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尽管秦铠已经将这份《公司法草案》进行了多次重新审议，但其中一些至关重要的内容却在商业部那里无法通过，而今天的总理政务会议程，事实上也只有一个，那就是要彻底的解决公司法颁布前的所有问题。
“最迟不晚于9月前，必须将《公司法》进行颁布，年底前，必须完善现有《商业法》！”秦铠翻阅着法案，态度坚决的发表了他的意见，尽管理念上太过提前，但他深信一点，善法良政才能迅速彻底的改变这个就土壤上建立起来的新中国。
“总理，这一法案对商业的促进，我等也完全同意，但是，公司法根本没有从商的门槛，人人皆可筹备这所谓公司，法案一旦通过，大量的农民跑去从商，恐怕影响国家的粮食生产！”
“总理，这商人以投机、囤货来获利，与我党富国为国的理念想去深远，完全没有必要为这些只会钻钱眼的商人制定什么公司法……再说了，如今各地的法院都已经走上正规，凡是对错，都可由司法来解决，这公司法中所谓破产等等说法，我看完全没有必要！”
“……”
在这件事情上的巨大分歧，最终还是出乎了秦铠的预料，内阁阁僚中，赞成和反对的几乎达到对半的程度，即便有他亲自坐镇，却也无法让自己设定的公司法案获得全面的接受，毕竟，影响传统思想数千年的积淀，加之封建王朝下商人地位低下造成的暴发户形象，实在并非秦铠能迅速改变，但这恰恰让他更迫切的要将这件事情推行下去。
最终，在数日经过内阁和议会的激烈辩论后，1896年7月1日，代表中国商业文明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公司法》最终向社会颁布，不过，作为对传统势力的妥协，这一国家法律设置了为期五年的过渡期，并且率先在广东、福建、上海试点推行，并未全面铺开。
而公司法的施行，确确实实如同一个重磅炸弹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震动，由于公司注册根本无需资本，所以，获得试点的广东、福建、上海，在短短一个月内，就由当地商务局批准了超过10万商户……
到了8月30日，经过轮番审议的《中国商业法》也对社会颁布，商业诚信等一系列问题被以立法形式向社会公布，违法商业法的行为，除了将承受巨额罚款外，还将受到民事定罪……而这一切的内容，事实上在9月份之前，完全没有受到太多人重视！
不过，10月3日，刚刚试行《商业法》不久的上海，就针对4起商业案件进行了迅速的审定和判决，而通过国家喉舌的加工宣传，迅速向国人传递到了依法经商的理念，不过，持续数千年对商人地位的不认同显然并没有彻底改变，但各省那些精明的商人，却率先意识到这两大法案的重要作用，竟然纷纷赶往上海、广东、福建，在当地注册自己的公司，一大批至少名义上颇具现代模式的企业，迅速出现在国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