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灵变
第81章 作者的话
追求文化知识的人，或者说文人，面对强权的统治，天然的会有一种被剥夺感。
怎样才算是有文化的人呢？
读书识字、爱思考、有担当、有追求、能够自我控制的人就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吧，简称作——文人。当然，文人和德才兼备完全是两个概念。
中国的文人面对皇帝的强权专制，有三条道路会走。
一是儒家的原则，爱上皇帝，进而心中敬畏一切权势，努力要为皇帝及其官僚权势阶层效忠，直至自己也成为那官僚群体中的一员，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当上皇帝也未尝不可。
二是道家的原则，鄙视皇帝及其官僚走狗群体，游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攫取既得利益，不承担社会责任，逃避任何伤害。
三是墨家的原则，那就是不屈服，并抗争到底，直至打碎这个旧世界，当然，能不能够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新社会，这还是中国墨学思想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太平时节，墨家人物既要追求高尚道德的实践，又要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对于传统的墨学思想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政府之外的政府，社会之中的社会，这在西方犯罪心理学中被定义为是“犯罪亚文化”。而以暴制暴的行为准则，是不受任何权威政府的认可的。
所以，历来中国人众口一词皆曰：“墨学中绝”，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只是墨学虽不再公开的进行师徒授受了，但是，那已然形成了一个严密理论体系的墨学思想，又哪里曾真正的中绝过呢？
其实，我们的民族是见证过由墨学来主导社会生活的火热的时代的。
毛泽东时代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等口号的提出，其实都是墨学思想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那个时代——从井冈山时期直到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墨学思想彰显的时代。这是一个必将被后世学人去认真研究的深刻学术问题。
不是外国的大胡子救了中国，是中国人自己救了自己；不是外来的思想改变了中国，而是中国固有的思想在利用外来思想的名义在实施自救。
文革时期，红卫兵对于领袖的崇拜和誓死追随，也都是墨学思想及其组织原则的实践。墨学何曾中绝？文革虽称“史无前例”，但也实在是“事出有因”。
昨天应朋友之邀写了一篇小短文，题目是《为翻飞在天空中自由歌唱的云雀鼓掌》。友人中颇有几个诗人，大家纷纷写诗出书，活得都很精彩。虽然诗歌只是一个小众群体在操作的事，写出来就基本上只是自己在读，要么就是几个诗友在相互读，但是他们的那种沉醉和忘我，也确实是值得喝彩的。
《为翻飞在天空中自由歌唱的云雀鼓掌》
———— 古 耕
中国人历来讲究个“诗言志、词抒情”，还有什么“文以载道”之类的说法。
但是现如今在人类商品经济浪潮的裹挟下。一切似乎都不再传统了，虽然传统是一种长久的流行，但是，现如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传统之花失去了赖以繁荣的土壤，所以难以繁荣。
中国人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不练气功了，跳跳舞还是可以的，伴随着各色歌曲，广场舞早已跳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其实。歌，就是诗。
尽管历来中国人的一切都是要由官府来主导的，但是中国诗歌的起源却绝对不是由官方主导才产生的，《诗经》中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起源于民间说唱。描述的是社会各阶层劳动者的生活和情感，那个时候，诗歌和大众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但是后来这都不算了，“礼不下庶人”嘛，学习文化知识和穷人无关，那只应该是统治这个社会的人们可以干的事。所以我们后世中国人才会看到，《诗经》中的作者，基本上都是些无名氏，而后来的诗人就基本上都是些官僚阶层中的人，要么就是个员外秀才之类的，最起码也要是个地主才行，因为，太穷的人是读不起书的，更没有闲情逸致去作诗。
杜甫虽然是饿死的，但是他出身也并不低贱。李白太任性，不懂政治，好为酒言。按照今人所推崇的“成功学”理论来讲，这两个人都是不足学的，谁也不会愿意自己的儿子会像这二位一样，一个是苦求功名终身潦倒，一个是放浪形骸壮志成空，只留下一句句优美的诗篇在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在中国，诗文写得好曾经是可以换得官儿做的，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的读书人都热衷于写诗填词做文章。久而久之，这作诗的活儿，也就成为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文化遗传病了。信仰“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们，为了要一舒自己胸中块垒，为了要讲真话谈真理，而就会因为那写诗填词做文章的事，以至于一不小心就弄丢了自己的脑袋。这种执拗的中国文人，古往今来是层出不穷。
都说现代白话诗是起源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元曲的流行，早就为白话诗的崛起唱是人类的天性，人类自由的歌唱则是诗歌的灵魂。
诗歌不是随便就能够产生的，那必须是在情感热烈需要爆发的时刻，那必须是在事件激荡需要突破的时候，中国人继“五四”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