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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灵变

第81章 作者的话

追求文化知识的人,或者说文人,面对强权的统治,天然的会有一种被剥夺感。

怎样才算是有文化的人呢?

读书识字、爱思考、有担当、有追求、能够自我控制的人就算是个有文化的人吧,简称作——文人。当然,文人和德才兼备完全是两个概念。

中国的文人面对皇帝的强权专制,有三条道路会走。

一是儒家的原则,爱上皇帝,进而心中敬畏一切权势,努力要为皇帝及其官僚权势阶层效忠,直至自己也成为那官僚群体中的一员,当然,如果有机会的话,当上皇帝也未尝不可。

二是道家的原则,鄙视皇帝及其官僚走狗群体,游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攫取既得利益,不承担社会责任,逃避任何伤害。

三是墨家的原则,那就是不屈服,并抗争到底,直至打碎这个旧世界,当然,能不能够建立起一个理想的新社会,这还是中国墨学思想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

太平时节,墨家人物既要追求高尚道德的实践,又要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这对于传统的墨学思想来说,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而政府之外的政府,社会之中的社会,这在西方犯罪心理学中被定义为是“犯罪亚文化”。而以暴制暴的行为准则,是不受任何权威政府的认可的。

所以,历来中国人众口一词皆曰:“墨学中绝”,也不是没有原因的。只是墨学虽不再公开的进行师徒授受了,但是,那已然形成了一个严密理论体系的墨学思想,又哪里曾真正的中绝过呢?

其实,我们的民族是见证过由墨学来主导社会生活的火热的时代的。

毛泽东时代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等口号的提出,其实都是墨学思想的一种延续和发展。

那个时代——从井冈山时期直到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墨学思想彰显的时代。这是一个必将被后世学人去认真研究的深刻学术问题。

不是外国的大胡子救了中国,是中国人自己救了自己;不是外来的思想改变了中国,而是中国固有的思想在利用外来思想的名义在实施自救。

文革时期,红卫兵对于领袖的崇拜和誓死追随,也都是墨学思想及其组织原则的实践。墨学何曾中绝?文革虽称“史无前例”,但也实在是“事出有因”。

昨天应朋友之邀写了一篇小短文,题目是《为翻飞在天空中自由歌唱的云雀鼓掌》。友人中颇有几个诗人,大家纷纷写诗出书,活得都很精彩。虽然诗歌只是一个小众群体在操作的事,写出来就基本上只是自己在读,要么就是几个诗友在相互读,但是他们的那种沉醉和忘我,也确实是值得喝彩的。

《为翻飞在天空中自由歌唱的云雀鼓掌》

———— 古 耕

中国人历来讲究个“诗言志、词抒情”,还有什么“文以载道”之类的说法。

但是现如今在人类商品经济浪潮的裹挟下。一切似乎都不再传统了,虽然传统是一种长久的流行,但是,现如今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传统之花失去了赖以繁荣的土壤,所以难以繁荣。

中国人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不练气功了,跳跳舞还是可以的,伴随着各色歌曲,广场舞早已跳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其实。歌,就是诗。

尽管历来中国人的一切都是要由官府来主导的,但是中国诗歌的起源却绝对不是由官方主导才产生的,《诗经》中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起源于民间说唱。描述的是社会各阶层劳动者的生活和情感,那个时候,诗歌和大众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但是后来这都不算了,“礼不下庶人”嘛,学习文化知识和穷人无关,那只应该是统治这个社会的人们可以干的事。所以我们后世中国人才会看到,《诗经》中的作者,基本上都是些无名氏,而后来的诗人就基本上都是些官僚阶层中的人,要么就是个员外秀才之类的,最起码也要是个地主才行,因为,太穷的人是读不起书的,更没有闲情逸致去作诗。

杜甫虽然是饿死的,但是他出身也并不低贱。李白太任性,不懂政治,好为酒言。按照今人所推崇的“成功学”理论来讲,这两个人都是不足学的,谁也不会愿意自己的儿子会像这二位一样,一个是苦求功名终身潦倒,一个是放浪形骸壮志成空,只留下一句句优美的诗篇在感动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在中国,诗文写得好曾经是可以换得官儿做的,所以中国历朝历代的读书人都热衷于写诗填词做文章。久而久之,这作诗的活儿,也就成为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文化遗传病了。信仰“以天下为己任”的中国文人们,为了要一舒自己胸中块垒,为了要讲真话谈真理,而就会因为那写诗填词做文章的事,以至于一不小心就弄丢了自己的脑袋。这种执拗的中国文人,古往今来是层出不穷。

都说现代白话诗是起源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其实,元曲的流行,早就为白话诗的崛起唱是人类的天性,人类自由的歌唱则是诗歌的灵魂。

诗歌不是随便就能够产生的,那必须是在情感热烈需要爆发的时刻,那必须是在事件激荡需要突破的时候,中国人继“五四”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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