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眨眼就年三十了，又是一年，时间过得最快啊。佳节在即，祝大家新年新气象，好岁好精神！新春愉快！
宣武三年，吕宋抚州，也就是后世的马尼拉地区。
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终于拉开了一年一度的令人烦恼的雨季的序幕。而在此前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大规模的水稻收割工作刚刚结束。
虽然这个地方根本没有寒冷，气温适合全年种植，但不管是岭南前去的移民，还是本地的土著，却都习惯只分别在雨、旱季种稻。
吕宋地处南洋，其典型的热带气候分雨、旱两季。一般每年四月底开始降雨至九月底雨季结束。旱季则从十月份开始至次年四月。
抚州有岭南移民共计七百余户，人口在四千出头，再有千人左右的水陆驻军，除此外就是上万依附于这座城市的当地土著。
他们就是移民们的牛马。对于那些都还没有开化，还处在愚昧的部落氏族阶层的土著们，刀枪永远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东西。
进入南洋的宋军，并非一开始就把目标放在麻逸国上，别看后世不少策略游戏中都用“麻逸”来代表整个“吕宋国”，但那真的是太抬举麻逸了。后者的位置大概在后世的都洛岛，也就是吕宋的南方，还只是一个落后的村社大联盟。
只是因为都洛岛地势平缓，土地肥沃，适合人口的繁衍生息。制盐、酿酒、织布等手工业也颇发达。还在宋初时候就行船到了广州，与中原有了直接的贸易往来。以至于成为了吕宋中部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同附近各岛的贸易相当密切。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吕宋地文明区的代表！可这并不代表麻逸国就真的走出了都洛岛。
事实上，在吕宋本岛区域里，那根本就不再麻逸的‘统治范围’。
踏足岛上的宋军，以一种‘教化众生’的绝高姿态，居高临下的俯视着岛上的诸多土著。任何反抗力量都被刀枪悉数荡平。全副武装的他们与还处在部落氏族时期的当地土著之间差距，那就是天与地的差别，土著们根本无能反抗！
对于岛上的移民和驻军而言，他们最大的敌人根本就不是当地反抗的土著人，而是这里的蚊蝇毒虫，而是这里的自然环境。
从靖康三年踏足这儿开始，每年都有不少的移民和军兵病死，第一年时候的概率更是超过了10！
哪怕在涉足南洋之初，赵构就已经吩咐下去，要求所有百姓和军兵，不得饮用生水，务必保持卫生，但病死的军民还是层出不穷。
好在这一比率是持续下降的。
再是瘟疫遍生的恶地，只要有人涉足，慢慢的也会有好的改变。
比如那岭南、荆南，在秦汉时期，在隋唐时期，给中原（北方人）百姓的第一感官那就是瘴气卑湿，山川险恶，毒虫遍布的鬼地方。
可现在呢？
南方即便还没有历经过南宋的大开发，却也没多少人提及彼处就立刻想起了瘴气、毒草、蟒蛇，想到了疾病和死亡。
那最大的原因就是人口多了。疫障流行与土地之开发休戚相关。当大片的森林被开发为城镇、农村和阡陌相连的良田之后，蚊虫、毒虫的数量自会大为减少，疫病也相应的会减少。那长江以南就是个再明显不过的例子了。
不管这个时代的人怎么看，横竖在赵构的眼中，所谓的瘴疠就是痢疾、霍乱之类的恶行传染疾病。热带亚热带地区温热潮湿，正是蚊虫滋生之地，蚊虫叮咬防不胜防，病疫就更自传播迅速。那看在这个时代人的眼中，这就是瘴疠滋生了。可赵构看来，实际上就是卫生条件不够。
只要处置得力，主意卫生安全，尤其是在饮食饮水上，那就能很大程度的减少疾病的滋生与蔓延的。
但这一点就是在军队中都很难被贯彻实施，就更休说落实到老百姓头上了。
抚州现在唯一值得欣慰的就是，随着对周边地区的不断开发，这三年里头，他们的年死亡率正在逐渐的下降，生存环境有着明显改善。
不然，别说移民们要闹腾了，就是驻军也会不满的。
第一年百分之十几的死亡率，好家伙，比战场上的阵亡军兵都要多，这谁能顶得住？
闲话略过。
宣武三年是赵宋由外转内的一年，消灭了女真后，赵宋的外部威胁已经被降到了极点，夯实内部，尽快积蓄下足够再次外扩的实力，成为了赵宋心的治国纲要。
于是南洋就很自然的被提了出来，而自然环境很是不错，又在铜矿探查上有所新发现的吕宋，更就成为了其中的一个重心。
先是会有大批的移民到来，稍后就是一些军队，因为朝廷要尽快的全盘掌控吕宋岛。
而抚州作为一个吕宋岛南端的城市，乍然一看似乎意义不大，虽然其北部连通着岛内的中央大平原，可事实上抚州北部的新津府城对中央大平原的地理优势更大。
看名字就知道，宋廷的真正中心并非抚州，而是新津府。那里就是后世的林加延湾，现在则被宋军命名为新津湾。
其距离大陆本土的间距比抚州更近，在新津登陆后，一出门就是中央大平原的南端，地理优势远较抚州优越。
除非朝堂上的一干文武大臣的脑壳全都坏掉了，才会舍弃新津府而使用抚州。
就跟针对北部平原而设置的定州，如何尽快掌握吕宋岛北部的大片平原，定州城才是最棒的桥头堡，而不是与北部平原隔着重重大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