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对日益严重的个人崇拜，及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感到不安，于是在1934年初的第十七次党代会上，酝酿选举基洛夫取代斯大林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大会对斯大林不满反映在党的**选举联共（布）中央的表决上面。
按得票数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中是最后一个，在当选委员之中得票最少，缺票270张，而基洛夫却是只缺3张。斯大林的死党卡冈诺维奇命令销毁反对斯大林的大部分选票，才使这令人惊讶的选举结果没有外露。斯大林当然知道这一令他不快的结果，对此感到十分震惊。
所以1934年的斯大林已把谋杀基洛夫变成为他树立党内的绝对权威，以及独裁统治的一个最重要的步骤。因此他就需要制造舆论，把手中的剑挥向他的敌人一大批党内、军内和政府内的优秀领导干部，以及一批被无辜牵连的人。
而且在以后又把执行他命令的这些凶残的刽子手处决，以平息转移一些人的仇恨。斯大林阴险、毒辣、罪恶由此可见一斑。虽然目前没有直接证明斯大林是这一谋杀行动的主谋，但是他却充分地利用此事件使基洛夫被谋杀成了大清洗的导火线，成了30年代苏联肃反运动的开端。
事发当天，斯大林就带领着自己手下的那一帮领导人赶到出事地点，亲自过问这一案件。最初，政府曾经宣布暗杀是白卫恐怖分子干的，并处决了104名白卫恐怖分子。半个月后，苏联报纸宣布，暗杀是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策划的。
基洛夫被刺事件至今是一个案情扑朔迷离的历史疑案。凶手尼古拉?也夫虽然当场被捕，并由当天赶到列宁格勒的斯大林亲自审问，但审讯记录始终没有公布，尼古拉?耶夫当月即被枪决。无论“基洛夫被杀案”的真相如何，有一点十分清楚，即这个事件给斯大林提供了彻底清洗一切反对派（包括潜在的对手）、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机会，和采取种种非法手段以达到上述目的的借口。
基洛夫案件发生后，1935年1月18日，联共(布)中央就基洛夫暗杀案一事，向各级党组织发出一封秘密信件。信中说：“必须肃清机会主义的泰然自若，这种态度是从这样的错误假定出发的：随着我们力量的增长，敌人似乎会变得愈来愈驯服和不伤害人。这种假定是根本错误的。它是右倾的死灰复燃，它要大家相信，敌人将悄悄地爬进社会主义，他们最后会变成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布尔什维克不应当高枕无忧和粗心大意。我们需要的不是泰然自若，而是警惕性，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革命警惕性。必须记住，敌人的处境愈是绝望，他们就愈想把极端手段作为他们反苏维埃政权斗争的垂死挣扎的唯一手段。必须记住这一点，必须保持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