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所谓初考就是为了给出身底层的华兴现有军民担任官吏开绿灯的。九成的事情是九成的人有能力做好的，关键在于是否有机会让他们去成长。既然没有足够的饱学之士成为华兴府政权的中流砥柱，那就让劳苦大众们自己来吧。
所幸血旗系统两年前就开展了“大学文”运动，有心坚持者真就不少，尽管凭此变得文才斐然的一个没有，识字过千的军民却是大有人在，基本能够读写简单公文，进行粗浅计算，其中不少人还不乏民务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们脑中没那些陈词滥调，更没那些弯弯绕绕，对纪泽可谓衷心拥戴，岂不正是纪泽所需？
至于他们能否干好，多备些替补便是，要知道，继血旗军“穷兵黩武”式的“冗兵”之后，未来华兴府文职岗位设置中，得陇望蜀的纪泽可不怕预留“冗员”以备日后扩张。
通过汉文水平初考之后，普通百姓便可自愿选择参加下一步官员选拔的科举复试。凭借华兴府政权在海外初创，纪泽干脆通过《科举与公务法》立法，提前隋朝三百多年提出了科考选官制度，其设有明经科、明算科、明法科、明工科等诸多分科，考核内容务实不务虚，以应用学科为主。
科考成绩优良者将成为华兴府官方承认的“文士”，得享一级民爵待遇，并可凭此作为八以上官员的备选官员，以填补日后的官员缺额。由此，任何有志的公民、平民，只要在科举考试中表现优异便可为官，无需经过士族推荐，其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
不过，手无缚鸡之力可不配为“士”，按照《科举与公务法》，想要成为华兴府的“文士”，君子六义中的“射驭”却是不可或缺。即便科考文试通过，也需通过骑马射箭的资格武试，难度约合寻常辅兵水平，大龄者适度放宽。基于现实考虑，武试最长可推迟三年，并有三次机会，通过之前虽不影响选官与待遇，但称“假文士”，而有过三年从军经历者却可免于武试。
对文士而言更为坑憋的是，公民只要凭借自身军功达到四级民爵的功勋点标准，再行通过科考初试，便可得封“武士”，而武士将与文士一样具有同等选官资格。换而言之，想当官而非做吏，文士也得习武，而武士则无需走那科考的独木桥，华兴府也即纪某人的尚武拥军可见一斑。
“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农耕民族的安逸习性与士大夫阶层的遮羞误导，令浴血杀敌的军兵通常被看作贱业，令武人往往被看做不稳定因素，令“以文抑武”居然成为华夏民族的长期共识，也令炎黄子孙的群体性格随着历史长河的流淌而愈加孱弱。
从霸秦、强汉乃至“被融合”出的盛唐，炎黄子孙逐渐发展到了宋元明清的“贼配军”、“两脚羊”、“南蛮子”，以及近现代的“东亚病夫”乃至“汉奸”，这是为什么？不要去抱怨侵略者的凶残狡诈，因为虎狮大象是不会抱怨恶狼的，抱怨恶狼的永远都是绵羊兔子之类；也别去声讨别个参拜什么神社博物馆，纯爷们真汉子应该瞅机会不择手段打回去，最好让别个天天咒骂自己才是王道！
“侠以武犯禁”，民风孱弱是统治者喜欢的；“你有狼牙棒，我有天灵盖”，这种孱弱更是侵略者喜欢的；但是，不论前世还是今生，纪泽都绝不喜欢！哪怕西晋百姓事实上远比宋明时期的汉人凶悍敢战，可面对扑面而来的五胡乱华，纪泽也宁愿矫枉过正。
正是为此，纪泽希望在自己能够做主的地方改变这种孱弱，让炎黄子孙更具血性，更加强悍，更有扩张性。制定全民兵役为此，推广猛球为此，厚赏军功的《功爵法》为此，文士武士的一应法规也是为此。实际上，纪泽一应尚武拥军的法规也没少借鉴汉初的制度，那时，有完备的预备兵役，有非军功不得列侯，有非列侯不得为相等等。所谓出将入相，那时的许多文臣必要时均可随时出征为将，甚至还有三公九卿几皆出自武将的时候。
也正因汉初有着这等制度与风气，华夏才能凭借汉初的孱弱国力，内平七国之乱，外御强盛匈奴，也令炎黄后人继承了汉族这一伟大名称。只可惜，随着士大夫阶层逐渐主政和平年代，随着代表其利益的儒学一家独大，华夏的血性逐渐被压制甚至阉割。
至于什么穷兵黩武、滋生内乱的担忧，那些是内心比身体更孱弱的文人们为了遮掩自身胆怯而罗织的理由，纪泽相信，通过制度完善与全民教育，配以全民获益的逐步扩张，改内斗为外战，那些压根就不是问题。君不见英国佬及其后裔抢了四百多年，迄今依旧在横行无忌，依旧过得多彩多姿，甚至还被许多国人羡认为“文明绅士”？
归歪传，鉴于华兴府普遍低下的文化水平，第一期科考尽管被设定为极低难度，预计用“土气”“简单”都将不足显其本色。但心虚的纪某人依旧担心自家凑不够官吏人数，于是，针对两档考试尤其是汉文资格初考，一本本考试教材在他授意下，紧接着科考消息的放出而上市销售，汉文初考的考题更是尽在其中。
结果，华兴纸贵，短短几日内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