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权的成立已经近在咫尺。
进入3月份后，汪精卫伪政权的高层活动频繁，不断向外界释放着汪精卫所谓“和平救国”的理念。
与此同时，日方也对这个即将出现的傀儡组织，投注了极大的重视和人力物力。
甚至，日方公开宣布，将对汪精卫给予全力以赴的协助和支援。
在上海，影佐祯昭奉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汪伪政权的顺利成立。
只是对他来说，前程却似乎不是那么乐观。
尤其是当伪和平军第一团瓦解的消息传来。
这等于是给了日本人和汪伪政权狠狠的一记重击。
这也让全国各地的伪军思想上都不同程度的产生了动摇。
军统没有做不到的事，只有他们不想去做的事。
甚至，这样的说法都已经在伪军中传开了。
一个团没了，还可以重建。
但是如果信心和士气受到动摇，那就麻烦了。
“要策划一场大捷，来鼓舞所有人的士气！”
说说简单，可真要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
但是，就是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下，羽原光一却完成了一个“奇迹”。
日本宪兵队抓了一批嫌疑分子，有些人经过审查确认没有问题，宪兵队让他们写了保证书也就释放了他们。
然而无巧不成书的是，羽原光一正好来到宪兵队办事，正好看到了这一批已经被释放的人。
他只看了一眼，便叫住了其中的一个人，简单的询问了几句，无非就是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而已。
这人如实回答，自己是从香港来的，到上海来拜访亲戚云云。
羽原光一却下达了逮捕他的命令。
一经严刑拷打，这人全部招了。
宪兵队抓到了一条大鱼：
此人竟然是军统局重庆总部派到天津抗日锄奸团去的联络员费应孙！
上海有铁血锄奸团，天津也有一个抗日锄奸团！
天津抗日锄奸团的总负责人为曾澈，在天津沦陷之后，带出抗日锄奸团锄jiān_shā敌，搞得天津的日本人走狗汉奸人心惶惶。
可惜，军统局天津站行动组长裴级三被日特逮捕后叛变投敌，将曾澈出卖，把所有抗团活动及联络地点，告知日本宪兵队。
抗团重要人物李如鹏被俘。
曾澈在李如鹏被捕时，已隐蔽起来，他还是被叛徒裴级三率警捕获，押送日本宪兵队。
抗团另一领导者丁毓臣在日伪搜捕时曾到北京躲避，住了几天觉得没有事了又回到天津，因而也被捕了。
日本宪兵队对李如鹏、曾澈、丁毓臣残酷刑讯，三人坚贞不屈，从容就义。
当时曾澈二十七岁，李如鹏二十五岁，丁毓臣二十一岁。
随后，军统方面从重庆派出要员李国材至天津，重新组建抗团。
李国材和军统局天津站站长倪中立取得联系。
天津抗团重新成立。
这次重建组织后的分工是：总负责人李国材；组织干事兼学联工作王宗钤；行动干事赵尔仁，交通干事华道本。
而费应孙接到的命令便是，考察天津抗团重组，并对于其工作进行指导。
费应孙是上海本地人，1937年去了重庆，本来按照规定，到达上海之后，他应当和军统局上海区方面取得联系，并由上海区派人护送其到天津。
但是他就和那个东南督导组的组长曲华良一样，公然违背了组织纪律。
他有一个老情人，目前在日控区内，费应孙竟然冒险悄悄进入了日控区会老情人，结果出来的时候被宪兵队逮捕。
本来他是可以脱身的，谁想到运气不好遇到了羽原光一。
日方如获至宝，立刻展开突审，费应孙把他知道的关于天津抗团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日方立刻把这一情报告知了天津方面。
这造成了天津抗团新任总负责人李国材被捕，李振英、刘洁、王文诚等领导也相继被捕。
李国材被日寇逼迫押送前去指认抗团团员的途中，乘机跳车逃走，当场被抓回就地枪决了，时年才十九岁。
李振英、刘洁被判无期徒刑，王文诚判十五年徒刑，均押在北京炮局监狱。
日方取得了一次“辉煌胜利”。
额这次胜利，则是羽原光一一手导演的。
为此，他得到了特别的嘉奖。
当影佐祯昭问起为什么能够发现费应孙的时候，羽原光一如此回答道：
“当我走进宪兵队，别的人看到穿着军装的我，全部低头，费应孙却看了我两眼，然后这才低头，并且还不自觉的往人群里靠去，这就引起了我的警觉。
在我问他话的时候，他的语气紧张，眼神躲闪，尤其在问到他来上海做什么时，他说是来做生意的，可在回答做什么声音之时，他出现了明显的停顿。”
“很好，羽原君。”影佐祯昭对于他的回答非常满意：“这就是细致入微的观察。”
“我还远远不够。”羽原光一坦诚说道：“我最近，一直在向川本君请教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并且托人在美国帮我购买了一些这方面的书籍，但可惜的是，这可不像流行小说那样容易买到，我在心理学方面，比起那位孟绍原来说天差地远。”
“你很谦虚，羽原君。”影佐祯昭点了点头：“我们暂时达不到孟绍原的水准，但你一直都在学习进步，而这正是我们的情报人员所欠缺的。
他们中的很多人都认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