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总督与巡抚均为差遣，并非祖制规定的常设官职，所以即便有些总督管着两三名巡抚，但此二职本身并无什么高下之分。
不过，出任总督和巡抚的具体官员，还是能分出高下来的，区分的方法很简单，看他的本职就好。同样，两名不同省份或地区的巡抚，也是以本职来区分“级别”。
如高务实现在，其官名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这里他的本职就是“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差遣才是“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
而周咏呢？他当年刚来辽东上任的时候，官名就跟现在的高务实一模一样，但万历六年时，因为“录辽镇斩获之功……巡抚都御使周咏升右副都御史，赏银五十两、纻丝四表里”，所以从那之后他就高升了，本职是“右副都御史”。
理论上来讲，相当于都察院的并列四号人物——当然，这个并列，并列得有点多。
而这次周咏履新，官名就又换了，现在成了“兵部左侍郎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保定等处军务兼理粮饷”。
也就是说，除了差遣上由巡抚变成总督之外，他的本职变成了“兵部左侍郎”，而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反而成了兼职。
民间百姓可能不太清楚这其中的差别，其实差别是真实存在的：
巡抚，一般来说就是所谓的“巡抚都御使”[注：明实录中经常这样表述巡抚一职]，通常情况下，其特点一般都是以都察院的本职获得巡抚地方的差遣。这其中的内涵就是，巡抚以监督地方行政、司法等文职任务为主职，军事任务只是其辅职——辅归辅，但因为巡抚差遣写明了“赞理军务”，所以军权仍然是有的，于是也俗称抚军。
而总督则通常以兵部侍郎身份为本职，个别情况下甚至挂兵部尚书衔作为本职，这就是点明总督的主要任务为军务(总督某处或者某几处地方军务)，相对来说对于行政、司法等方面的权责就轻一些——但也和巡抚一样，由于其还有都察院的兼职，这些文职任务他也还是可以干预一下的。
大明朝廷体系下的地方权力“参差不齐、犬牙交织”，在这里也可见一斑，总之就是让督、抚二人既各有侧重，又不能独断专行。这种思路，即便把总兵也放进来和督抚一起比较，也是同样的风格。
为何有明一朝没有文官造反？制度上的互相制衡也是其中很关键的一个因素，甚至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因素——这里的“制度”不仅仅包涵督抚互相制衡，还包括巡按御史等各个方面组成的相互钳制、以小制大等。
当然，高务实不会觉得周咏此来是要和他“相互制衡”的。
果不其然，当周咏看到高务实亲自出现在城门口时，连忙从马车里下来，快步上前与他见了礼。周制军也不摆什么架子，在高务实自称“侍教生”的时候，他也自称侍教生，无非高务实多答了一句“不敢不敢”罢了。
城门口的寒暄客套只是表面功夫，此处暂且不提，高务实又将一干辽东苑马寺的属下以及今天更加不得不来的几员将领介绍给周咏认识，诸人纷纷上前见礼。
这些人里头，周咏其实认识好几个，比如盖州卫指挥使江恩垣等，不过周咏倒第一次与马栋见面，很是对马栋夸赞了一番，说他在辽南之战中表现优异云云。
马栋不悲不喜地谢过，江恩垣倒是对周咏颇为巴结，不过周咏今日来盖州的主因显然不是为了他们——按理说周咏去密云履新，是不必来盖州的，往盖州来反倒要耽误至少一天时间——因此在见过盖州的文武官员之后，高务实就在他的目光暗示下，将他请到自己书房闲叙。
没了外人，周咏这位乡党兼高党的重要人物便不需要端着新任制军的架子，开口就问道：“求真，这次七卿(六部尚书和左都御史)各职变动颇多，咱们实学一脉看似占了几个好位置，但心学那边却占了更多的南京和外任之职，我总觉得似乎有些不对，你可知道其中内情？”
高务实微微摇头，道：“思养兄，元辅虽与我有信函往来，但并没有明言此中关键，不过有件事不知道思养兄可有留意——南直隶要试征商税了。”
高务实与周咏第一回见面，两个人之间居然是互称表字，可见他们之间必然有其他的关系纽带，要不然的话，也许以周咏的年纪和级别可以直呼“求真”，但高务实肯定得改口称呼周咏“乐轩公”了。
周咏今年正是知天命之年，字思养，号乐轩，河南延津人。昔年为河南乡试第三十五名，后参加会试获第一百八十四名。嘉靖四十一年，登进士第三甲第五十七名，赐同进士出身，授魏县知县。
虽然考得不太好，也没能考入庶吉士，没有得到留京任职的机会，但周咏的运气其实还是不错的，不是因为别的原因，主要就是因为他的房师是张四维。
嘉靖朝的最后几年，张四维混得一般般，说直白点就是自己都还在熬资历，所以作为张四维的门生，周咏也只好老老实实做他的县尊老爷，没有太多的进步空间。
但到了高拱起复之后，张四维作为高拱和张居正共同看好的后进，被当做重点培养对象，加上杨博、王崇古两位晋党大佬年纪都快到站了，也开始将晋党慢慢转交给张四维的手里，张四维便走上了康庄大道。
此时此刻，作为张四维亲自点中考卷的门生，周咏的仕途立刻迎来了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