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甸方面写了一道根本不是“贡书”的“贡书”过来，语言狂悖，甚至公然要求朝廷按照他的意思改换宣慰使人选，而且还窥视腾越、永昌等地。
云南方面按照先礼后兵的原则，先是好言相劝，派通事去缅甸、木邦宣谕，木邦的罕拔倒是接受了金帛奖励，说自己依然忠于大明，坚持上贡。但缅甸出了状况，恰好莽应龙病死，其子莽应里继位，根本就不肯见明使。
不仅如此，莽应里还认为罕拔接受“汉赏”是背叛了他，发兵攻打罕拔，继而把罕拔抓了起来，这还不解恨，继续攻伐木邦其他地区。
按照刘世曾的这个说法，今年的云南战事，应该算是莽应里这厮脾气暴躁，先打了木邦之后发现自己果然兵强马壮，于是膨胀得厉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连云南一起打了。
不过朱翊钧的朱批很值得玩味，他根本没有就这件事本身表达任何看法，只是来了个“算旧账”，说莽贼(父子两代)不断侵袭由云南管辖的各宣慰司，而地方官一直都在姑息养奸，等到事发之后还妄图粉饰太平、推卸责任，所以“该科即便查参来说”——相当于就是让相关的科道官员立刻“调查起诉”。
按理说，刘世曾说的虽然是他调查出来的“历史”，但其指出的问题是当下的，朱翊钧应该指示他接下来怎么办才是正理。
但朱翊钧没有任何指示，反倒翻旧账，要求把之前的那批相关官员——就是丢失藩篱的那批前任——的责任查清并弹劾。
这只有三种可能，一是朱翊钧没有注意到应该赶紧就当前的情况进行补救或者处置；二是他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不管不顾的要先惩治最开头的责任人再说；三是他心里早有云南问题的处理办法，但是不打算和刘世曾现在说明。
高务实想了想，还是比较倾向于第三种可能。
因为云南问题是他和朱翊钧刚刚谈妥的，朱翊钧已经从朝廷上下的纷争中摆脱出来，接受了高务实“狠打”的建议，连怎么打都确定下来了。甚至，他还把高务实的婚事都和云南战事挂上了钩。
这种情况下说朱翊钧忘记了事情的重点，实在太不科学了……
但问题在于，这东西既然不是急事，那么朱翊钧匆匆派人追着自己来告知一番，其意义又何在呢？
高务实不由得沉吟起来。而那位少监也不催促，老老实实等高务实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高务实才理清头绪，原来朱翊钧在朱批中“不提正事”的原因，居然可能是他发现这件事涉及到了党争的问题。
刘世曾的这道奏疏，其实是在指责前任放纵缅甸过甚，然后才导致今日莽应龙、莽应里父子妄尊自大，甚至胆敢大举犯边。
但追究前任这种事，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追究的，因为云南方面的放纵态度也不是一年两年，至少要追溯到嘉靖中期。
当时的云南总兵黔国公沐朝弼曾经上疏报告朝廷，指出莽应龙势力对大明的危险程度已经很高，希望朝廷出兵干涉——言下之意，就类似于要打一场后来丘吉尔提出的“预防性战争”。
然而当时朝廷严词拒绝了，并且以兵部的名义训诫云南当地抚镇官，说：“荒服之外，治以不治……已畏威远遁，传谕诸蛮，不许交通结纳。”
既然这事远在“皇爷爷”时期就已经是这样了，那么朱翊钧现在所谓的翻旧账，肯定也翻不了多远，顶多追究前任巡抚的责任，否则牵连就太广，影响也太坏了。
而问题就出在前任巡抚上，前任巡抚是谁？饶仁侃。
饶仁侃抚滇，在这个事情上有什么大问题没有？其实倒也没有，毕竟他的前任、前前任乃至更远的前任们，一个个都是这么干的。
但饶仁侃有另外一个“历史遗留问题”，那就是当年高拱、张居正主张俺答封贡的时候，身为御史的饶仁侃、叶梦熊等人，是其中反对得最激烈的。
高拱当政的那个时期就不必多说了，除了勋贵之外，文武官员但凡是反对俺答封贡的人，都没有什么好果子吃，饶仁侃这个反对封贡的主力当然不可能例外，于是被贬外任饶州府推官。
但他应该感谢高拱用人的态度和张居正不同。
张居正的风格是，我觉得你做得不好，就贬你贬到这辈子都没法再回来，如果你还恶了我的话，那更是连命都别想保住(譬如刘台等)，非要弄死了你，我才开心。
而高拱就显得“大大咧咧”多了，这件事你恶了高拱，他贬你的官，降调外任。但你如果外任的时候做得好，考评上佳，那也不必担心，因为你照样能升回来，高拱不会因为记恨你而插手干预。
高拱这种性格的人其实很常见，就是那种有脾气当时就发了，事后你怕他记仇，但其实他说不定早就忘了你这个人的那种直肠子。
于是乎，饶仁侃老兄干了一届小推官之后，由于考评优异，居然在高拱依旧兼任吏部尚书的时期，又再次上调回京，出任刑部主事。接下去，他的仕途也是一帆风顺，历任山西巡按、大理寺少卿，最后以右佥都御史身份巡抚云南。
直到万历九年二月时，给事中秦燿、御史钱岱等以考察拾遗论劾大批官员时，饶仁侃被劾以“不职”，于是先被“降一级，调外任”，后来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