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宗欲从长计议，迫使“虏贼”不敢犯边，遂授予王越节制大权，以促其大成。然而在成化十年七月，王越因病势渐增而回京。
弘治十年，蒙古人寇肃州之沙窝堡，巡抚甘肃都御史吴珉不能抵御，兵部乃议设总制官，遂令王越总制甘凉各路边务兼巡抚地方。不久即命甘肃、宁夏、延绥三边军马俱听王越总制调用，巡抚甘肃都御史另选他人。
王越任总制期间主要应对贺兰山后蒙古一部，孝宗特告之：“贺兰山后乃虏贼巢穴，累次寇边，皆自彼而入，使其住居年久，熟知地方或诱引北虏大众，或招来野乜克力等夷，为患不小，尔须运谋追剿，母令滋蔓。”
正德元年二月，时在陕西一带督理马政的巡抚杨一清因宁夏花马池屡被侵袭，所调延绥游兵久不至，故请设总制居中调度。经兵部会同廷臣推举，武宗简命杨一清总制陕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处边务兼督理各该地方马政。
由此可见，三边总制最初具有临时设置的性质，多是为应对严峻之军事形势，且在任时间较短，或因疾病召回，或因战事稍息召回。随着派设次数的增多，总制在任时间的延长，该官职的派设渐趋稳定化。
杨一清于嘉靖四年五月上任，十一月离任，王宪即于是年十二月接任，一直到嘉靖七年二月方被召回，徐琼于王宪离任的当月即被任命，至十年九月方离任，后任的总制基本连续上任，很少出现间断的情况。
由此可见，自嘉靖四年以后，朝廷中枢派遣三边总制已成为定制，不论是否遇到军事危机皆遵循定例，连续任命，成为比较固定的中央派遣官。
而到了嘉靖十五年，因为避“制”字(圣旨中有一类，曰制)，于是朝廷将陕西三边总制更名为陕西三边总督。自后，一直采用“总督”之名。
三边总督的权责说清楚了，郜光先这个陕西三边总督的责任也就很明确了。
由于他“总制陕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处边务兼督理各该地方马政”，而且“四镇兵马钱粮、一应军务从宜处置。镇巡以下悉听节制，军前不用命者，都指挥以下听以军法从事”，所以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这四镇出了事，首先就是他的首尾。
梁梦龙因为担心他由于西宁失陷而被劾罢，导致将来张四维对自己不满，所以一听吴兑这话里仿佛有不想管的意思，当时就有些着急了。
吴兑可以不担心这个，因为他是根正苗红的高党，而且与高务实关系极佳，梁梦龙自问与高务实关系倒也不错，可惜没有吴兑这么好的出身，自然就不能不紧张。
但吴兑听了这话，却没有直接回答，反而朝高务实望去。
梁梦龙有些纳闷，也随即向高务实投去探寻的目光。
高务实稍稍皱起眉头，然后苦笑道：“鸣泉公，朝廷倒不是没兵可调，难处是没钱。”
梁梦龙当局者迷，居然忘了这茬，被高务实一提醒，这才恍然大悟，用力一拍大腿，有些恼火地道：“又是没钱，我大明煌煌天朝，怎么总是因为没钱而许多事都办不得？”
高务实差点没忍住要翻白眼，暗道：那可不是么，我大明怕是历史上最穷的“天朝”了，只不过这个穷仅限于朝廷，民间可特么一点都不穷。
但高务实也不能一声不吭不搭理梁梦龙，只好苦笑道：“鸣泉公，再忍个两三年吧，等藩禁开解成功，朝廷少了三成负担，许多事也就好办了。”
“唉，我倒不是不能等，也不是不知道这个道理，可眼下怎么办呐？”梁梦龙满脸写着烦恼，一言三叹般地道：“西宁丢不得啊，这地方有多重要，二位难道不清楚？”
“二位”当然是清楚的，吴兑也是从兵部尚书任上进的内阁，怎会不清楚？高务实就更不必说了，他编纂过《大明会典》，又是穿越者，对于这个时代而言简直称得上古今贯通，他怎么可能不清楚？
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表述，那就是：西宁在，甘肃安；西宁失，甘肃危！
从地形上来说，甘肃的“丝绸之路”一线，都是在祁连山以北，而西宁卫则在祁连山以南。如果西宁卫丢失，从战略形势上来说，就是青海土默特占据了整个祁连山以南地区，处于易守难攻的状态不说，还可以随时北出祁连，威胁整个丝绸之路。
别以为只有汉唐的丝绸之路是通畅的，明代同样通畅，因为大明同样需要这条路来与西域贸易，获得一些西域特产乃至个别资源，而西域更需要这条道来获得大明的各种拳头产品。
但如果仅仅只是这样，那还只是经济上的威胁，实际上西宁卫的丢失更严重的是会处在战略上的严重劣势。从态势上来，彼时的青海土默特就有些像安史之乱后的吐蕃，是一种“我想打你就打你，你想打我不可能”的状态——除非你翻越祁连山之后还能去死磕要塞。
当然，大明与唐朝还是有不同的，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大明有火器。
唐朝没有火炮，翻过祁连山之后望着那些险要位置的要塞只能拿人命硬堆，而大明有火炮，理论上还是可以靠着火炮攻克这些要塞的。另外还有一点，吐蕃人虽然也游牧，也有不错的骑兵，但他们是比较擅长要塞守卫的，而蒙古人在这点上似乎就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