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天门与大明门中间的御街两旁，分别安置朝廷文武衙门。御街以西主要是五军都督府与锦衣卫衙门，太常寺与通政司也在这边；御街以东则是宗人府和五部(刑部与都察院、大理寺这三法司单独开列，位于皇城西南的阜财坊)，以及翰林院、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
通常来说，除了翰林院是个例外，这些衙门是越靠近御街则越尊贵，或者说地位越显赫。
户部衙门就体现了它的尊贵与显赫——正临御街，且面积居御街东侧文官衙门之首。在户部衙门以北的是吏部，吏部再北则是宗人府。
这样的设置明显是有象征意义的：由于宗人府管理宗亲事务，故朱元璋定宗人府为天下首衙，所以它不仅放在文官一侧，而且最为靠近皇宫，与它对应的武臣衙门是中军都督府。
宗人府以下便是吏部，再次便轮到户部了。不过吏部虽然尊贵，但和宗人府一样，占地面积倒是不大，这两个衙门加在一起甚至都还比户部略小一点，由此可见户部衙门的规模何等惊人。
从今日起，高务实便是这六部最大衙门户部站在正中心位置的堂上官了。
古往今来任何衙门或单位的一把手履新都不是小事，即便朱元璋设立了一大堆针对文官的规矩，但只要他一死，这些死规矩自然也拦不住活着的官员们。
大明朝廷虽然规矩一大堆，理论上也不准在堂上官履新时大操大办，可是有些程序其实真的是有需要的，比如一场“见面会”就完全有必要。
面对明显“大扫除”之后干干净净的户部衙门，以及满院的官员僚属，高务实当然也要发表一番领导讲话。
不过他没有喊什么大口号，只是提了一个工作目标，就是确保朝廷开藩禁的这三年里，户部能够全力保障朝廷财政状况良好，尽量消除如此次西北之乱爆发的前因——前因就是削减军饷嘛，这个大伙儿早就知道了。
这个目标说高不高，说低也不低，但大家还算能够接受和理解。本来嘛，现在朝廷对户部的要求差不多也就是这样，毕竟再来一次西北之乱的话，受牵连的人可能就不是前一次那么少了。
这一次西北之乱多亏了高务实平定得快，虽然当时震动很大，但战功也足，把很多事情给掩盖了下来，否则大伙儿都不好收场。
你看，真要追究责任的话，地方上出了这么大的乱子，梁问孟这个巡抚岂止是革职？而小乱酿成大乱，郜光先还能混个冠带闲住？
别说他们两了，连巡按只怕都跑不掉。至于地方上那些布政司、按察司等的官员，每一个都能找到办事不力的责任，跟着被牵连。
而这件事真的只是地方上的问题吗？那可不是，你兵部没有责任？户部没有责任？甚至连吏部都有责任啊！
兵部早前为什么同意了这个幅度的军饷削减啊？你们的计算是不是失误了，高估了地方上的“抗压能力”？
户部为什么拿不出更多的钱粮来，以至于只能把压力转给地方？你们户部的工作是不是不够“卓有成效”啊？
还有吏部，你们吏部选官怎么回事？梁问孟严苛，郜光先懦弱，你们怎么挑的地方主官？西北那种地方适合这样的官员来主政一方吗？
以上这些，别管有道理没道理，真要计较的起来，都可以拿出来问责。甚至如果“不畏天颜”，连皇帝都能攀扯进去——削军饷这事说到底是你皇帝批准啊，你堂堂天子就不能负个领导责任了？
当然，一般来说大家还是有默契的，通常不会扯上皇帝陛下。不过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只是说这问题一旦牵连大了就有可能失控。
如今西北之乱虽然已经基本告定，不过前事不忘后事师，西北能因为军饷不足闹出乱子，其他地方就一定能万无一失了吗？谁也不敢打这个包票，所以目前户部的压力是很大的，必须想方设法搞钱来消除这些隐患。
沈鲤调任左都御史虽然不是降职，但大家几乎都能猜到背后的隐情——肯定是因为理财不利才被调职的嘛，要不然为什么现在换来的人是高务实这个点金圣手？据说前次阁议，让高务实来做大司农甚至是圣上亲自提出的，这意图还不明显么？
因此，大伙对于高务实今天简单的讲话还是比较理解的，并不认为他有恃宠而骄故意要给大伙儿一个下马威的意思。
当然，户部本来就是实学派的势力范围，高务实也的确犯不着这样做。
见面会人太多，好几十号人，高务实当然也没法说得太具体，何况按照他的习惯，也不会在没有摸清户部底细的情况下就开展什么大的行动，那不是个好领导该有的习惯。
后世有个讽刺的说法专门用来形容这种领导，叫做“一拍脑袋，有了；一拍胸脯，干了；一拍大腿，坏了；一拍屁股，走了。”高务实过去虽然只是个基层干部，但对此还是引以为戒的。
开完大会开小会，例行惯例。见面会开完，就该户部三位堂上官来个高层会议了，大抵相当于后世地方上的书记碰头会。正所谓人多的会议不重要，重要的会议人不多，这也算是古往今来的固有特色。
户部不像兵部，没有四侍郎制，只有左右两位侍郎，分别是左侍郎程文、右侍郎胡执礼。
程文是嘉靖四十四年的金榜，那一年主考官就是高拱，而高拱是曾经亲自教导高务实读书的，因此程文虽然大了高务实二十多岁，但在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