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建设兵团所拿的那部分，是按照固定比例来拿还是有个定数？若是遇到荒年则如何？”
不得不说，程文虽然出身富裕，但作为户部左侍郎，他也算是能够一眼看到问题的关键的。这个专门推行于京营军屯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虽然看起来一切都好，但它目前的好有两个关键：一是今年的年景看来不错，雨水丰沛、日照充足，气候也难得的表现正常；二是生产建设兵团所拿走的那部分“地租”既然是高务实所定，看来肯定是定得不高的。
但既然如此，那么一旦有问题，也就只能是这两点出现变数。比如遭遇灾害，成了“荒年”，那就意味着收成降低。运气好是小降，运气差是大降，运气糟糕透顶的话，颗粒无收也不是没有可能。
这就牵扯到了“地租”，即生产建设兵团所拿的那部分。这一部分如果高务实是定的固定数额，也就是我不管你生产出多少粮食，我固定拿一个数。比如一亩地我收五十斤，你生产出了三百斤也好，四百斤也罢，那都和我没关系，反正我就要这五十斤。
在定额不高的情况下，这种制度看起来挺好，操作也特别方便——兵团方面只要将土地的大小丈量清楚就行了，非常容易计算。
但程文知道这是容易出事的，比如说遇到荒年，这家军户倒霉透顶、颗粒无收。此时，他家如果承包了十亩地，则需要缴纳五百斤粮食产出，试问他拿什么给？人头吗？
这么看的话，按比例收取就比较“人性化”了，比如某家军户原本每年产出两千斤粮食，他需要上缴四百斤，但这一年运气不好遇到荒年了，减产成了一千斤，那他就只需要上缴两百斤。
虽然倒霉始终还是倒霉，但至少比前一种要好。因为他哪怕遇到极端年份，在颗粒无收的情况下也至少不必倒贴。
然而，高务实告诉他的消息却似乎不那么仁慈，因为高务实说道：“是固定数额。”
程文马上显得忧心忡忡，胡执礼就更直接了，皱眉道：“如此一来万一遇到灾荒亦或者兵灾之类，农田被毁、颗粒无收，则这些军户免不了又要卖儿鬻女，甚至逃亡江湖……”
“不至于。”高务实摇头道：“这一规定是有配套措施的，比如这个定额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按照不同的区域，在每一年都会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其调整日期都在抢收完成的前半个月。
与此同时，这个调整的数量也有标准，即‘固定上限制度’——丰年最高不超过当年大致亩产的三成，灾年、荒年最高不超过当年大致亩产的两成，重大灾害年份或地区最低甚至可以不收。”
然后高务实又和他们解释了一下灾年、荒年的灾害程度如何划分，以及他所提到的“大致亩产”是如何得来的等各种细节。
这些细节可不是高务实坐在家里一拍脑袋就决定下来的，这都是京华的人——尤其是他在三慎园的农户根据自己多年的体会所提供的数据，然后汇总到京华，再经过高务实自己的详细计算得出来的。
高务实作为一个前世的乡镇基层干部，搞这个倒几乎可以说是本行，其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是他过去曾经遇到或者至少曾经听说过的，干起来倒比打仗还有信心。
他定下的这些制度，已经详细到了新任戎政侍郎都不必插手多少的程度，其所能调整的范围并不大——说实话高务实一早就考虑过自己迟早卸任的问题，所以才会这么干，以免后来的和尚念歪经。
听完这些，别说程文佩服得五体投地，就算胡执礼也感慨万千，道：“下官出仕近四十年，不是没见过为民请命的好官，但即便是海刚峰当年，也拿不出如此仁厚而切实可行的办法。
以下官想来，海刚峰虽然一心为民，但手段毕竟失之强硬，且他的做法归根结底不过是‘劫富济贫’，看似公正，其实根本不可持久。盖因为天下之财有数，贫者多取，富者必定少拿，然富者背后必有亲朋好友在朝为官……”
胡执礼说到此处，惊觉自己说得过了，马上把话锋一转：“然则司徒却不然。司徒理政，关键从不在于这等多拿少拿之无用之举，而是先将这‘天下之财’由一化为二，由二化为三，周而复始，永不停歇。
如此，天下之财既然倍增，这分配多寡便不再那么敏感，或多一些，或少一些，其实并无大碍。司徒，下官忽然想起万历八年时，你的廷试策论——《大患在贫》。”
“哦？”高务实都没想到他忽然提起自己当年那篇争议极大的策论来。
胡执礼却似乎颇为激动，以至于站起身来，高声诵道：“今天下之大患在于贫：吏贫则黩，民贫则盗，军贫则闹，国贫则弱。
古之言贫，首言不俭，乃以为俭则自富，富则自安，臣独不以为然也。
所谓贫也，于小民而言，其产不足自给，其易(贸易)不足自用，如是究其所源，无非生产不丰、交易不畅。
所谓贫也，于国家而言，其榷不足岁出，其费远超岁入。官吏低俸而欲活，如何不贪？小民低产而欲活，如何不盗？军饷不足而欲活，如何不闹？国家歉收而欲活，如何不弱？
因是故，欲使官吏不贪，先加其俸；欲使小民不盗，先富其收；欲使士卒不闹，先足其饷；欲使国家不弱，先丰其库。
陛下或问：此皆费也，国用既不足，何以为之？若征其赋，官或足俸、兵或足饷